《張學良口述歷史》唐德剛

《二○○九年十一月二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出版說明

翻開中國的當代史，張學良是近百年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之一。

過去一百年，中國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風雲人物湧現，但真正能改變中國發展軌跡，改寫中國歷史的人物屈指可數，而張學良先後兩度在歷史關鍵時刻，在國家統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憑藉其愛國心、民族情，作出正確和果斷的決定，挽狂瀾於即倒。

張學良有著傳奇的一生。他的活動多次改變了歷史的方向：「皇姑屯事變」後不久，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統一於國民政府；「西安事變」促使蔣介石抗日，掀起光輝燦爛的一頁，張學良與楊虎城將軍更為自己的人生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其心繫統一的愛國情操彪炳史冊。他戎馬生涯幾十載，是一個愛國的人，曾經說過為了中國，什麼都可以放棄。所以他寧願選擇放棄自己的自由，而換取民族的統一。這位世紀的老人最後在趙夫人的陪同下，度過了他最後的時光。

張學良將軍於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在美國夏威夷與世長辭，享年一○一歲。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發去唁電，高度評價張學良的歷史功績，譽其為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這正道出了全國各族人民和全球華僑華人對張學良的懷念與頌揚。

《張學良口述歷史》係緣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史學家唐德剛博士，於一九九○年一月至五月間，在臺北北投張學良寓所和亞都飯店先後錄下的十一盤錄音帶。錄音帶標注錄音時間分別為：一九九○年一月廿五日、三月十六日（二盤）、四月十二日（二盤）、四月廿日（二盤）、四月廿七日（凱悅飯店，二盤）、五月三日（亞都飯店，二盤）。強調內容的時間跨度從一九○○—二○○一年，全景式地展現了張學良的百年風雲際會。

張學良是在看了唐德剛撰寫的《李宗仁回憶錄》後，派人找到唐德剛先生，說張學良想請他吃飯。就在那次宴會上，張學良表示想請唐為他寫回憶錄。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完成全部的預定工作，唐德剛至今仍覺得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他認為，像張學良、李宗仁、胡適、陳立夫和宋子文這些人物，「都是民國史上，極重要的歷史製造者。歷史家應乘此千載難逢的機會，找出這類人物在中國歷史演進過程中成長的經過，把他們與整個民國史做平行的研究。」

唐德剛深有感觸地說：「作為一個海外的華裔史學工作者，眼底手頭所見，是一些琳琅滿目的中華無價之寶，眼睜睜地看著逐漸流失，內心所發生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遺恨、惋惜之情交織，而又無能為力，心理上的孤獨之感，真非親歷者所能體會於萬一也。如果這些有價值的活資料，在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地保存下來，那麼很可能就會丟失，那就是我們這一代史學家的失職。」張學良將軍辭世後，唐德剛先生在助手的幫助下，歷經數年，精心整理錄音資料而成本書。全書以張學良的自述為主要內容，再現了張學良精彩絕倫的一生。作者忠實於張學良的自述，其歷史記述全部以張學良將軍本人的自述為中心，是張學良人格魅力的反映。充分表達了作者對傳主的尊重，為讀者提供一個真實的歷史。該書的出版對大眾讀者以及歷史研究者，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張學良將軍是現代中國史（甚至是現代世界史）上，一個少有的是非人物，他的是非的焦點，便是他一手主導的西安事變。沒西安事變，當今中國甚至整個今日世界的局勢，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正因為這一局面之出現，他這個世界近代史上少有的是非人物，歷史家就很難下其定論了，是之者會說他是反侵略的抗日英雄，千古功臣；非之者也會說他是不知敵我情勢，搞政變誤國的亂臣賊子。至於半是半非，乃至三七、二八開：：：今後千年的歷史家，顯然對他也不會有個一致的定論。

最可笑的還是張將軍自己，他對他自己所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是非非的自我批評，也是是非不定的，雖然他在口頭上還是一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的。這是他親口向我說的。但是他也認真地說，他如是蔣，他會把他自己槍斃了的；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幹出這樁犯上作亂的事件，他自己也早就把他槍斃了。因此他被蔣關了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還是個「親如骨肉」的、抗日救國的統帥，他心目中，大大的民族英雄。

是非永無定論

像張少帥這樣羅曼蒂克的歷史人物，尤其是當他還在關押期間，不能自由行動之時，像在下這樣的知識分子，從來也沒有夢想過和他去拉上關係，或是來替他寫本傳記，就連訪問他一下，筆者也從未作此夢想。可是天下事，有時就出乎意外，也算是機緣巧合吧。少帥在其垂暮之年——他已九十，我也已七十高齡——他竟然躬自下訪，和不才大為盤桓了一陣子，不但我被邀請作其座上客，正式約我為他寫傳，他也曾到新澤西州，下訪寒舍，作我的貴賓。那也是我遷居到敝廬現址之後，最享名世界的賓客了。張公何以和我有此一段緣分呢？外界誤傳甚多，雖不值一駁，但是此事經過的本身，倒不妨略敘一下，也算是史學界的一宗真實的小掌故吧。請先從「瀋陽事變」說起：

在上一世紀，三○年代之初，當他對日本侵略我東北，以其「不抵抗主義」來應付「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一年）的高潮期，我正是一個才略懂國事的小學生。我記得那時我們在街上遊行，大呼其「打倒張學良，打倒趙四小姐」的口號，每至熱淚橫流，那也是我生平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的破題兒第一遭，真把張學良這個「軍閥」，恨得牙癢癢的。其後西安事變爆發（一九三六年），我已是一個頗懂時事的中學生，這時我對張學良倒反而有些同情與崇拜之心。其後年紀漸長，尤其是在美國大學，對中西各族學生，教了三十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張學良」這個歷史名詞，在我的課堂裏，時正時反，或正或反的，也翻了好幾次身，而說不出個定論來。最初我只怪我自己，思想搞不通，下不了結論，經過數十年的反復思考與觀察，我對這段中國近代史，才恍然有悟——這不是一兩個歷史家的問題，這是歷史學上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是非問題，這個是非問題，恐怕在今後一千年的中國史學界，也會爭辯不清的。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它勢將成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永無定論的問題。

張公有意下訪

在我個人來說，作個歷史的執筆人，在經過三四十年，對此一問題的教與學，我自覺對張少帥的故事，已有個粗淺的認識。在退休之後，正有心預備對這段中國歷史，考慮如何下筆之時，真是無巧不成書，少帥這時也正在託人找我。首先他委託他的晚輩和助手王一方君來找我。一方不認識我，但是一方有個同學好友郭冠英，則是我在紐約認識的小老弟。一方乃改託郭君，到紐約來找我。這是一九八九年秋冬之交的事，這居然又是一個巧合，因為此時我正在臺北的「國立中央政治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高雄佛光山長老星雲大師，也正約我和劉紹唐先生一同去訪問佛光山，並作點學術報告，有關在五六世紀時期一個中國和尚——慧深，可能來過美洲傳道的小考證。

這時郭君已探得我在高雄，乃掛電話到佛光山，把張公翌晨的邀請，轉報於我。我本想請他換個日期，但是郭君和劉紹唐，都勸我不要改動，因為張少帥此時，還沒有完全恢復自由，請一次客，至為不易，我受邀請還要高度保密才好。但是我又怎樣向星雲和尚交代呢？紹唐說此事由他來解決。他乃向星雲說，我有急事非立刻飛回臺北不可。

星雲是個最通情達理的大和尚，他不問情由，便招呼廟中的知客，明晨一定要送我二人，飛回臺北不可。

初晤九十歲的少帥

緊急飛回臺北之後，紹唐把我送到來來飯店，便逕自回去了，我則按指定時間，乘電梯上到指定的層次，當我步出電梯時，便有一位身穿便衣，卻又不像是飯店雇員的中年人阻止了我，說「本樓今天不開放」。我看一看手中的紙條，說：我是應約而來的嘛。「誰約你的？」他問。

「一位張先生。」

「您貴姓？」他又問。姓唐，我說。

「您是唐德剛教授？」

是的，我再回答。

這人忽然露出和善的笑容，並說，「張先生正在等您呢。」說著，他便領我到單間的餐室，室外還另有兩位便衣人物在走動。他們彼此微笑一下，這人便打開餐室的門，申報說，「唐教授來了。」順手關了門，他便在餐室的門外了。

我舉目一看，這餐室相當大，餐桌之外還有沙發和其他設備，足夠十來個人用餐，沙發上正坐著一老一少在談話。那年長的戴著黑眼鏡，和毛線小帽。那顯然就是張將軍。他站起來，脫下毛線帽，和我親切地握手，連說「歡迎，歡迎」。站在他身邊的那青年，生得十分清秀，他自報說，「我是王一方」。

張學良要做李宗仁

初次見到張氏這樣的歷史人物，我倒有點矜持呢。誰知張公對我則像個數十年的老友，久別重逢一樣，不拘形跡地高談闊論起來。使我也為之全部放鬆，跟他有說有笑。

我們談了些題外之言後，張公便言歸正傳地告訴我說，他之所以特地約我來相會，是他曾看過我的兩部書，十分欣賞。一部是《李宗仁回憶錄》，他說那部書寫得好，好在何處呢？他說他未見過李宗仁，但是他和「蔣」太熟了。你筆下所寫，李宗仁所說的「蔣」，就是百分之百的「蔣」，因為「蔣」正是這樣的人。張公連連誇獎我，「寫得好，寫得好」，並翹起他的大拇指。我向他解釋說，其實李傳只是個未完成的草稿。由於傳主的突然回國，就無法潤色了，這部回憶錄的複雜故事和執筆者的辛酸，原是說不完的，我也未便向他細說了。

另一部書呢？原來那只是一篇短文討論他自己的，叫做什麼《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他說寫他的文章，他看得多了，「是你寫得好。」好在何處呢？張公說，別人所寫他和「老帥」（張作霖）的關係，只是父子而已，你說我們父子倆不只是父子而已，我們父子是不同的兩代人：：：父親是綠林出身的舊軍閥．而我則是新式軍校出身的青年將領：：：我們雖是骨肉父子，而作風和心理，都有極大的區別。「這一點，你講得好，也講對了。」他翹起大拇指來，連聲稱讚。

他說得我大為驚奇，我什麼時候寫過這篇文章呢？經他解釋，我才想起，那是我替一位學生傅女士的博士論文的漢譯本所寫的序言。這漢譯本原計劃在大陸出版。因為那時兩岸的新聞界，尚不太溝通，我這篇序文，乃被臺灣報紙，斬頭去足，並另取個文題，成為一篇討論張學良的獨立的文章，在臺灣發表的，我自己還不知此文的存在，卻被張公看到了。

言歸正傳，張公說，他也想寫一部像「中英兩文」的《李宗仁回憶錄》那樣的書，並希望我能考慮執筆，云云。

「主觀意志」 VS 「客觀規律」

他這番話說得我大為驚奇和感動。因為這正是我採用我自己的歷史哲學所寫的書，我認為一部中國現代史，便是一部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史」——那也就是，從千年不變的「傳統中國」，在鴉片戰爭後（一八四二年）忽然開始「十年一變」，漸次變成個「現代中國」來。就說西南地區罷，從陸榮廷變到李宗仁，前者便是個舊式的軍閥，後者則是個有現代思想和現代訓練的革命軍人，所以前者便被後者取代了。

東北情形，亦復如此。上一代的舊式軍閥，被下一代的革命軍人取代了。只是在西南，上一代被下一代用武力打倒了；在東北，則是上一代被下一代，和平地接班了。方式不同，但是他們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史」上，所發生的作用，則是大致相同的，這種歷史自動「轉型」的現象——也可以說，是歷史人物的「主觀意志」，敵不過歷史發展本身的「客觀規律」吧。

女大十八變，現代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大致已變了十五六次了，如無意外發生，中國再變三兩次，大致就可變出個「定型」來：：：通過目前這一驚濤駭浪的「歷史三峽」之後，再向前走，自然會風平浪靜！其後，「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整個中國現代史，就可以慢慢地流向另一個「歷史定型」的太平之洋了。所以我個人對今後中國的歷史發展是甚為樂觀的。

上面這一段謬論，也可說是我個人治中國現代史，數十年觀察所累積的，私家的「歷史哲學」吧。平時不敢亂事宣揚，只在自己論史的著作和課堂裏偶爾提提罷了，史學界不同意的專家們，在讀後大搖其頭的，多著呢。想不到我這番謬論，竟被張少帥所看中，也算是個難得的知音吧。

拿筆桿和拿槍桿的區別

他又強調，他目前也想寫一部中英兩文的《張學良回憶錄》，承他的高看，我就是他最理想的執筆人了。畫龍點睛，真使我受寵若驚。劉紹唐原先也就猜出張公找我的目的，並一再「預約」，由他的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張公雖然說得很誠懇，也很輕鬆。但他這一要求，對我卻引起了極大的心理震撼。老實說《李宗仁回憶錄》這部書，可把我整慘了。它幾乎把我整到棲身無所，啖飯無門的絕境，真不堪回首：：：我曾有專文紀錄我受難的經過（見中文版李傳諸近版序言）。俗語說「一朝被蛇咬，終身怕草繩」。目前這條大「草繩」，真使我心驚膽怕，其牽涉之廣，問題之多，作者受苦之大，非身當其衝的過來人不知也。

就以最簡單的一項來說吧，這部中英兩文，上百萬言的巨著，非執筆人下三五年苦功，不足以面世。再者，執筆人和傳主，是當今世界上，絕對不同的兩種人。他二人背景、個性、訓練、任務和經驗，都絕對不同。總之，他二人是兩種不同的動物。尤其是傳主，像李宗仁和張學良，他們都是拿指揮刀的人，把發號施令，絕對服從，視為當然的。可是一旦誤入學術界，他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了。朋友，像李宗仁，張學良，這種做了一輩子總司令的人物，如今掉轉頭來，讓別人指揮他，尤其是讓一個無名小卒來指揮他，接受以「筆桿來指揮槍桿」這個現實，其受委屈之心，終日彷徨不服的慘狀，可想而知也。可是拿槍桿的人，如果未受過嚴格訓練，是要打敗仗的。拿筆桿子的人亦然也。他們如未經嚴格訓練，而亂拿筆桿，其結果也是要出天大笑話的。張少帥後來，終於以拿槍桿方式，來拿筆桿，而出了天大笑話，也是必然的後果而已。言之可歎。

完善計劃為成功之母

但是在張少帥見面的第一天，我不能說這些話。說出來他也不會相信的。我只反覆地解釋，工程如何之大，困難如何之多。我自己年紀也大了，負擔不了如此的重任。但是我旋即發現，此話也不能多說，說多了，可能引起他不必要的多心。因而我只側重在工作方面，這種大工程不只是兩個人的事，它需要在中國或美國尋覓一個第一流大學作贊助機關，另外還要向第一流的基金會申請至少十萬美元以上的研究費，組織一個完善的研究計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聘請合適的、精通中英雙語的歷史研究員，並組織個內行專家的贊助機構，來加以贊助和監督，而限期完成之。但是這項研究工作，談何容易？哥倫比亞大學是這一行道的老祖宗，譽滿全球，而謗亦隨之，其「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搞了十多年，只有一部中英雙語的《李宗仁回憶錄》，算是全部完成的一項著作；另一部只有英語，沒有漢語的《顧維鈞回憶錄》，算是半完成的著作。其他如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胡適等極其重要的歷史人物，就被冷落了。這些人在近代中國史上的功過是非，姑且不談，但是他們都是製造歷史的要人。沒有他們真實的傳記史料，一部民國史是寫不下去的。哥倫比亞大學也曾為此敦請過他們，不幸他們工作經年，最後都是半途而廢了。至於困難在何處，那就說來話長，且舉三兩個小例子，以見其餘。

陳立夫、孔祥熙、張發奎

其中尤其是有「蔣家天下陳家黨」之稱的陳立夫先生，他在五○年代，被臺灣當權派放逐到美洲來，開雞場作難民，心懷不平。他要把他盛時的功業，和敗後的辛酸史，全部吐露出來，不吐不快。陳氏因而應約在哥大口述歷史學部，盤桓了好幾年，說盡了他的一黨一派之言，真是十分精彩，但是最後還是一張白紙。陳曾到哥大親自來吵鬧一番，也是枉然。不得已，最後他才另起爐灶，自己執筆，從頭來過，這部後來在臺北完成的書，就是另一部書了。他曾把這一手稿交與我，要我審評並譯成英文。我知難婉拒，並介紹好友董鼎山教授代勞。這便是後來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的《陳立夫回憶錄》了。但這部在臺灣撰寫的回憶錄，與他早期的著作，就是不同的兩部書了！

當年經哥大邀請的國民黨時代軍政要人，還有孔祥熙、張發奎等人。孔是近代中國的摩根，財神菩薩，更是孫中山和蔣介石的連襟，因此他們在岳家相聚時，孫中山、蔣介石，都叫他「大哥」。他在民國史上，不論是好是壞，重要性就不用談了。

張發奎在北伐期中，曾是賀龍、葉挺、朱德、林彪的上級指揮官。歷史家如要搜搜，足以震動世界的「人民解放軍」的來龍去脈，還要從張發奎說起呢，張也為此頗為自豪而健談。不幸孔張二人的回憶錄，也都因問題累累，而在哥大束之高閣。

明升暗降的政治藝術

筆者不憚煩而寫的這段小掌故，主旨只是在解釋搞口述歷史的困難。它不是像張學良這樣的歷史人物所想像的，「我講你寫」就成了。其實它的實際工作，比起一般的寫作，更為艱苦。何也？因為一般史書的寫作，只是根據各種史料，按圖索驥，寫其「書」而己矣。搞口述歷史就要多一層工作了，它在一般史學的著述程序之外，還要加上當事人關鍵性的「口述」，而這種口述，往往是畫龍點睛，與表面上的故事，甚至完全相反。

且舉一個陳立夫「口述」的小故事為例：

在抗戰開始前，陳奉蔣密令，以國民黨組織部長身份，遠赴西歐，候命繞道去莫斯科，爭取俄援。他密赴西歐，一住經月，俄未去成，忽又奉召返國，回國後，竟「因功」升任「國府委員」。「陳伯，」我說，「那是當時中國最高的官位了！」

立夫先生笑笑說，「我因功升入養老院。」

原來這是當年國民黨中，「政學系」官僚所導演，離間他們蔣陳關係的一幕最精彩的演出，「蔣家天下陳家黨」，可能也是他們叫出來的。事緣在某次國民黨中央的選舉上，陳立夫得票，居然比蔣還多出幾票，雖然蔣中正的「正」字也被監票人，當成五票，數了進去。

蔣一見此選舉結果，頓時大怒，竟舉起臺上的木椅，向陳立夫砸了過去。其實，這只是政學系一樁高明的陰謀，來離間他們蔣陳的關係而已，當我把這一真實而有趣的小故事提出，向陳公請益時，陳還含笑地說，這不是陰謀，是他當時的確比蔣公在黨內，更得人心！

無論怎樣，陳從歐洲回來，國民黨就面目全非了。不用說他自己被調離組織部，「升官」成國府委員，他手下的得力幹部，也大半調差了。只有朱家驊被長成部長。朱原是立夫的副手，現在就成他的政敵了。抗戰期間，陳被調任教育部長。CC系在黨內的力量，就一分為二，而一蹶不振了。

所以「口述歷史」的重要性，往往為「著述歷史」所不能及。司馬遷的《史記》中很多精彩的章節，都是根據口述歷史寫成的。這本是我國史學上的老傳統，並不是現代洋人發明的。只是搞口述歷史要特別小心罷了。你如碰到政學系裏高明的政客，你可得防他一手，不要偏聽偏信，像蔣介石和陳立夫那樣，把政治現象無保留地信以為真，拿椅子砸人！

一輩子沒個上司

當我把這些小故事向張少帥，以談笑方式，簡略地說給他聽之後，我發現他半信半疑地當成「耳邊風」，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他那一套。我對他這司令官的態度不以為異，因為我有為李宗仁工作的經驗，把個一級上將，訓練成博士班研究生，你得有超人的耐性。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是有充分的經驗的。只是我第一天就發現，張學良比李宗仁還要難纏得多。因為他自以為是的個性，比李宗仁還要堅強十倍呢。

張學良先生告我說，他的弱點是他一輩子未嘗有過「上司」。「老帥不是你的上司嗎？」我說。

「他是我的父親，」他說，「父親究竟與上司不同。」「蔣不是您的上司嗎？」我又問。

「所以他發我脾氣，我就把他抓起來呀。」他說著哈哈地大笑一陣。據張公告我，在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了一個幹部會議，宜布這項驚人的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于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將軍告我說：「我告訴于學忠，現在不能考慮到那許多！先把蔣抓起來再說！」

我告訴張漢公，西安事變是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呀！

「就是這麼幹起來的。」他認真地說，「別人都在胡說。」說後他又哈哈大笑。

張傳不能輕易動筆

在我和張公直接接觸之前，數十年來，我都認為，能幹出西安事變這樣大陰謀的人，一定是工於心計，老謀深算，誰知他竟是這樣一個任性而衝動的人物。真是百聞不如一見！但是我對他在歷史上的評價，卻未因此而前後易轍：：：他在中國歷史上，將永遠是個是非不定的人物。

隨後我們又言歸正傳，張公還是要我考慮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事實上當今能以中英雙語為他寫自傳的歷史學者太多了。只是他不在此行，不認識罷了。

我並誠懇地問他：臺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臺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那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因此我們又言歸正傳，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和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專用研究室，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

我這一番話說得他似乎將信將疑，我可以體會出他內心一定在想，寫本小書有這麼困難？他和其他行外人一樣，一定以為，寫本「回憶錄」，正如他一再說的，「我講你寫」就成了。這是一般人的想法。困難是實際工作體驗出來的，未吃過苦頭的人，是永遠不會相信的，這就是所謂內行外行之別了。因此張公一再地說，「還是你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我嘛！」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經驗告訴我，沒有哪個張三，替李四寫傳，李四會感到滿意的，尤其是張三是內行，李四是外行。二者是極難一致的。

且舉個經驗上的小例子：

《李宗仁回憶錄》的教訓

在我和李宗仁將軍工作之初，「李排長」曾向我大談其天下國家大事，是如何如何演變起來的，我就勸他多談談「炒排骨」（當排長）的經驗和故事，暫時少談當時的天下國家大事，因為一個李排長當時能知道多少軍國大事呢？

這時李公心懷不服，我是可以察言觀色的，後來李排長做了上將司令長官了，他又同我大談其二戰期間，英美對大戰的政策是如何如何，因此我們對同盟國的政策，也應該如何如何，以為因應。要我詳細地記下來，算是他對國際局勢的分析。我很客氣地問他說：「德公呀，您這些國際情報，是哪裏來的呢？」原來是在抗戰中期，他以五戰區司令長官身份，回重慶述職，參加中央紀念周，「聽孫科說的」。

我又問李德公，「孫科的話就可以一言九鼎嗎？」他信心開始動搖了。

「我怕全部記下來，在將來的國際版上，會引起笑話呢。」我又補充一句。

李公若有所悟地告訴我，連說，「抽掉，抽掉！」我在中國抗戰時期，曾當過上尉。李公當時是「一級上將」。但是隔行如隔山，寫歷史，上將就只好聽上尉指揮了。

在和張學良說話時，我就想到李宗仁。只是李比張謙虛多了，畢竟是炒排骨出身的嘛，哪像張少帥，一離開軍校就當上將官呢。說句行道話，李在撰寫自傳上，是個可塑之材。但是從第一天開始，要把張在學術上訓練成一個歷史學徒，我實在無此信心，也看不出遠景來。

你「又」錯了哎

張將軍也告訴我一樁關於他信教的故事：

被關久了，很自然地他就對宗教發生了興趣，他最早的興趣是佛教，並看了些佛經，自覺頗有心得。早年在臺灣山區，某次蔣夫人來看他，發現他對佛教有了興趣，就說：「漢卿哪，你又錯了哎。」「為什麼我『又』錯了哎？」張公笑著說，「她的意思是說我，已經上過別人的當，這一次『又』要上佛教的當！她說她要領導我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她這項導引是做對了。」首先是趙四小姐被感化成為虔誠的基督徒，漸漸地他自己也就相信了。信了基督教，他又更誠懇地說，他的整個生命也發生了變化，首先基督徒是不準有多妻制的，我得有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我得同我太太離婚，再和「現在太太」結婚。

他又說，他夫人現在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人世上任何事物，都是上帝安排好的，所以她極力反對寫什麼回憶錄，這樣那樣的，但是張某自己的看法倒稍有不同。寫回憶錄，不是為著搞什麼「辯冤白謗」，寫回憶錄只是替歷史留下一點真實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說罷了。

張少帥這一席話，說得倒是深得我心，但是我還是說，他的回憶錄是應該寫的。但是工程浩大，絕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可以幹得了的。

「那你就開個頭嘛。」他說：「以後我們也可以跟李宗仁一樣，找哥倫比亞大學：：：」

他說這話，我知道，他是不會相信我的建議的，我也知道他心裏會在想，「寫一部回憶錄，我講你寫，有什麼天大的了不起呢？」他一再地說，他以後要請我到他家去，把這事好好談談。並堅持要我「開個頭」，以後再從長計議。

張漢公和我一談就是三個小時，主要是我二人對談。王一方君只在一旁照了好多照。我覺得應該是他睡午睡的時候了，雖然他還有說不盡的故事，而毫無倦容。最後還是我堅持他應回家休息。我要陪他一起下樓去。張公卻示意，要我先走，因為「門外還有人」。這是張學良先生第一次和我見面。我個人在大學課堂裏，談了三四十年的張學良了，這次才見到一個與我理想中完全不同的真的「張學良」，雖然我對他在歷史上的結論卻沒有多少改變。在張授意下，王一方君送我上電梯，我走後，他二人才出門。

不願傷害蔣夫人

與張別後，劉紹唐又約我晚餐，為此事討論了很久，紹唐勸我寫下去。但是經驗和年齡都告訴我，我只能「開個頭」。其後我就去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把該館所藏有關張氏早年的書籍、檔案、新聞紀錄，和單篇文章，編了個參考書目，再根據其中要件仔細清查。這對一個七十歲的老童生，實在是個很大的包袱。所幸興致尚好，終於寫出以第一人稱的海城張氏的《關內源流》和《關外定居》的兩篇草稿，送請少帥增減和更正。

可是此時在臺北，我還有許多其他的雜務要處理。因為遠居異國，國內有許多邀請，萬里飛行，參加不易，多半都回絕了。然既來了一次，順便在同一地區，多參加幾次學術會議，也是難得的機會嘛。此時在香港和大陸，我就接受了好幾個學術邀請會，需要參加。再者，平時到各地旅行總是三五天的事，這次不巧，我是住在我岳丈家裏，剛碰上他老人家病重住院。不久他就以九一高齡去世了。他的子女都在國外工作，求醫侍疾，來去匆匆。我助理後事也就責無旁貸了，所幸我這年有一年休假期，甚至可以申請退休。再者，岳丈死後遺留有房子、汽車、司機和阿媽，訂有合約，一時也辭退不了。我被迫鵲巢雞占，在臺北就做起「汽車階級」來了。這時我也曾到張家請益，並把我的底稿送請他過目以便修正。當我車抵張府時，那個在張家門外巡邏的「便衣」，竟招手含笑鞠躬開門讓我進去。這大概因為我岳丈的汽車上，有一張「總統府通行證」的關係。這就使我想起，我的學生傅女士告我，她曾在張府門外被警衛驅逐的故事來。還是蘇秦說得好：人生富貴豈可忽略哉！無車無馬，怎能私闖公門。

張公看了我的草稿之後，雖也不無贊詞，但是他說他希望我做第一人稱（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他自己只做提供口述史料的「第三者」。這一來，那便和《李宗仁回憶錄》大異其趣了。「為什麼呢？」我不免好奇地問他。他解釋說，他不願傷害蔣夫人，蔣夫人待他太好了，甚至救了他的命，因此有許多話，在蔣夫人還活著的時候，他不願「直說」，只希望我讓他以「第三者口氣」發言。

其後張公又派他的小助手王一方和一方的好友郭冠英，來約我到他家和一方家談笑餐敘了好多次。這時通過一方母親的敘述，張公和我才第一次知道，一方已過世的父親，王新衡先生和先岳吳開先，生前原是好友，同屬於國民黨的CC系。真是西諺所說的「世界太小」。

哥大東亞所願為張傳擔綱

我這「第三者口吻」改動的工程不小。身邊既無書記，也缺少足夠的時間，我就到香港和大陸開會去了。一去經旬，回台時已耳目一新了。這時張公已獲得了人身自由。當局為宣佈此好消息，並要為他舉行個九旬大壽的慶祝會，需要九十位「發起人」。張公把我的名字也放進去了。當他把此一好消息告我時。我為之大驚，問他能否將我的名字刪掉。張公還驚問何也。我說少帥九十高壽，在臺灣縱列出個兩百位發起人，也輪不到我。今日列名其中，會惹起寶島政學兩界不必要的反應。張公還笑我多心，連說不必顧慮。

果然就在此時，臺灣報紙登出了我為張公作傳的驚人消息。北京的報紙，隨之披露。接著，謠言傳出，國民黨秘書長宋楚瑜先生，也在查訊此事（後來宋兄還特地向我說明，他未嘗過問，想必另有權威）。此消息一經傳出，張學良先生首先就慌了，他剛剛重獲白由，難道又要回去？張公乃找我特別商量，要我二人發個「聯合聲明」，否認此事。

我告訴少帥，我斷無資格和他發什麼「聯合聲明」。先讓我單獨發個個人聲明，說我之認識張漢公，是我先岳和王新衡先生的友誼關係。但是我們也絕對沒有談過西安事變。發過這項聲明，我說我便立刻離開臺灣，新聞記者一定會再訪問你，那您就嚴正聲明絕無此事就好了。張公認為這倒不失為一個好主意。我們就這樣安排了。這時原在臺灣出生的郭冠英也發慌了。他把我們錄的有限的錄音帶，匆忙地交我一份，帶回美國，另一份，就等著「警總」來查封了。其實這都是做賊心虛的空緊張。據說那時的臺灣當局，並無意要留難我們。言之可笑。但是經過這一場小風波，張學良回憶錄，也就和我個人絕緣了，雖然哥倫比亞大學裏的朋友們，對它還存有濃厚的興趣，加以哥大在學術界聲望高，張學良更是個傳奇人物，四美俱，二難並，由哥大出面主持此事，籌他個十萬八萬研究費，並非難事。

返美之後，我乃把這故事告訴了哥大年輕而有為的黎教授，黎君深通漢文漢語，是個研究近代中國的專家，因而黎對張學良也極有興趣。

我告訴黎君，張學良不久可能來紐約訪問，我將居間介紹他二人和一些相關學者見面，作詳細安排，就照《李宗仁回憶錄》的前例，找幾位年輕的、副教授級的青年有為學者，擔綱挑大樑，以期其成。黎安友教授是個有能力、有作為的青年教授，在美國漢學界中，中英文都是極好的。他聽到這消息，也大為高興。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紐約之會的陰錯陽差

果然不久，新獲自由的張少帥，就駕臨紐約。住在一位貝夫人家裏。貝家地處紐約市內最繁華，最高貴的五馬路中段，和蔣宋美齡居處相去咫尺。張少帥坐了五十年的大牢，這次忽然飛到世界最繁華的大都市來，紐約華人社區為之轟動，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自不在話下。他自己多少也有點飄飄然。畢竟是牢中囚徒，重見天日嘛。

在一個小型宴會裏，我就向他說出，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部，有意邀請他談談合作寫傳的事。張公聞之大為興奮。他說他的一切交往全由貝夫人負責安排。回家之後，我立刻打電話給黎教授。黎立刻就選了幾個酒會的日期，讓張公選擇。黎再加約幾位哥大當局，大家見見面，第一次的酒會和餐會，由我做東。大家談出個眉目之後，再由哥大校方正式具函敦請，並簽訂合約。正式開工。

為此我就通知貝夫人，約好了日期，並在敝寓鄰近選擇了一家最好的中餐館，定下八百多元一桌，該館特製的，最好的酒席（因為我知道，張少帥在戰前家居午餐，都是一百銀元一頓。我那時是個中學生。我所繳納的伙食費是三十塊銀元一學期）。但是現在紐約做不到那麼好的中國酒席，就只好請少帥委屈點了。約期前三日，我就打電話提醒貝夫人一下，到期我會親自開車來接。先到我家來一個閒談的酒會，酒後再去餐館用餐。誰知貝夫人竟然輕鬆地說：「漢公走了呀。」

我說，「我們不是約好的嗎？」

「他等不及就走了嘛。」

「走到哪兒去了？」我再問。

「到Ｆｌｏｒｉｄａ去了哎！」她說。

「那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我不必要地再問一聲。「他不回紐約了。」她說，「直接回臺灣去。」

這對我真是五雷貫頂。但是我對一位七十歲的老太太，和九十歲的先生的失信，抱怨又有何用呢？但是我這席大客，請不請了呢？照請，那對其他的客人，也太尷尬了。宴會撤銷，對我自己也太尷尬了。不得已我乃打電話，把這一尷尬的情形，告訴老友黎教授，並商量如何收場。黎倒頗能理解，我乃把這桌大餐，臨時取消了，心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

誰知事有意外，在大致一個月之後，一天我在紐約街頭，忽然碰到一位早年的中國學生，現在紐約一家華人教堂做牧師。他正在找我，並說他要請我吃飯，因為張學良將軍每個星期天，都在他的教堂做禮拜，他要約我同張見見面，因為他知道我對張有很大的興趣——在課堂裏曾說得很起勁嘛。

他這一邀請，真使我再來個五雷貫頂。回來後，我便立刻向貝夫人打電話，問她為什麼說不實之辭。貝太太說，邀請少帥的人太多了，怕他身段吃勿消，所以就藉口辭掉一切應酬。我要求與漢公直接通知。張公拿起電話就說，「德剛，你不是要請我吃飯嘛？我在等你邀請呢！」

聽到張公的抱怨，我真像汽車癟了胎似的，大歎一口。從何說起呢！

哎，你還會開倒車

最後我們再重新約過，在原餐館，定了原樣的酒席。我又擬重掛電話給黎教授，一切照原計劃進行，不幸這時已近五月中旬，暑假開始了。哥大的重要教職員，都各有個人計劃，分別離校他去了。所幸原訂客人中袁家駱、吳健雄伉儷，和張公五十年前的舊識，劉廷芳先生和他的兒子劉國榮，還可應約前來，這時原在採訪張氏新聞的小郭，帶了部錄影機，也適時趕到。我就請他做攝影師，參加宴會，我開車，他照相，我們適時趕到紐約公園大道，接了張少帥和貝夫人，同來敝寓，先喝點雞尾酒，再同往餐館參加晚宴。張公在敝寓酒會之後，我們就直奔餐館了。

當我車抵餐館門前時，剛好有個停車車位，這時坐在後座的少帥就準備下車了。我請他稍待片刻，等我把汽車停好，再請他下車，車停好了，少帥忽然側身問我說，「德剛，你還會『倒車』？」說得幾位在街邊等他的其他客人都笑了。他們都聽說，少帥會開汽車嘛，如今倒車有什麼可以驚訝的呢？

後來我才告訴那幾位好奇的朋友說，張氏當年所開的汽車，是三○年代的汽車呀。那時的汽車可麻煩了。倒車要兩手兩足，四肢齊動！哪像諸位現時的寶車，倒車只要一手一足呢。少帥那時是位闊公子，美少年，開車不用考執照，下車不用自己「泊」，交給車夫就是了，還用擔心開倒車？

傳說中的張少帥，也曾親自開飛機，並曾帶著位意大利籍的女友，在北平（北京）天空翱翔。又說他在西安事變前，在一九三六年夏某日，他曾親自開飛機去延安（或保安），與周恩來秘密會談，奠定了共張之間的「聯合陣線」，云云。大致都是類似的想像之辭。朋友們瞭解嗎？近現代中國是十年一變的，兩三變之後就變得面目全非了。可憐我們的少帥，就在這大變動時代，卻坐了五十年不變的大牢，因此他的生活、思想，幾乎也五十年未變。一旦走出牢門，這大變了的花花世界，同五十年前的生活思想，就完全脫節了。就以男女關係來說吧。風流少帥當年，身邊真是姬妾成隊，美女如雲。要啥有啥，誰敢不聽少帥的指揮？可是五十年之後，就只剩老太太，趙夫人一人了。如今飲食起居，安內攘外，一切都得聽夫人的話了。

「我有時發大脾氣，我太太還是讓我的。」漢公不免有時還在吹牛。

「平時不發脾氣呢？」我嬉皮笑臉地問他。

「那當然都由太太做主。」漢公誠懇地說。

時代畢竟變了。您縱是坐牢，個人生活方式，也得隨時代慢慢地改變噢。

趙夫人也曾告訴我說：「他被蔣關起來了，否則我同他也維持不下去。」這顯然也是趙夫人的由衷之言。

這晚這個「張作霖的兒子」興致特別好，在餐會上講了許多有關男女關係的笑話。把個一向端莊肅穆的「袁世凱的孫子」和孫媳，都笑得前仰後合。使這場酒會和餐會更顯得生氣勃勃。大家談笑一大陣之後，我和郭君，就要把他送回公園大道了。有關他寫回憶錄的事，因為有關人士全不在場，其他貴客，又全無興趣在張公和我們歡笑聲中，就留待異日了。

當我招呼餐館經理，前來結賬時，經理竟然笑笑說，「全免了！」真使我大吃一驚，不知所措。原來國榮是這家餐館的房東。他向經理笑笑揮揮手，餐費九百美元就全免了。客人皆大歡喜。主人當然更是打躬作揖！

趙夫人的權威與苦惱

誰知這場純社交的宴會，卻出了一個嚴重的反面後果。張學良在紐約玩得昏天黑地之時，那孤零零一人，在三藩市含飴弄孫的趙夫人，便在華文報上和私人情報圈中，得到了張少帥返老還童的小報告。趙氏緊急電召無效之後，還得御駕親征，才把個九十歲的老頑童，抓了回去。這則有趣的故事，筆者這兒，也是得自傳聞。八十老翁，臥病在床，就不為風流少帥來做其無謂的小考證了。讀者士女如愛小道消息，一通電話，問題就豁然開朗了嘛。設有讀者，有此雅興，而探出真相，尚懇不遺在遠，略書數行惠我，以明真相，就期盼不盡了。

這則小故事，對筆者本人來說，也可算是，黃狗偷食，黑狗當災吧。原來張公來紐約數月，一直都住在貝夫人家裏，張公因年高耳背，交際不便，他在公私場合，一切都仰賴他居停女主人的扶助。男客人已年高九十，而女主人也七十大幾，還有什麼男女大防之可「防」的呢？因此出雙入對，他二人自己，和一般朋友們，都不以為異，尤其在紐約這種第一號國際大都市，這又有什麼稀罕呢？本來不是什麼新聞嘛。

千不該，萬不該，是張學良不該有張大嘴巴，他常常公開地說，什麼趙夫人可敬，貝夫人可愛！更糟的是張學良這個國際馳名的大Ｐｌａｙｂｏｙ又口無遮攔，專門歡喜講男女關係的笑話，甚至作了一首打油詩，掛在口邊，嘲笑自己什麼「自古英雄皆好色，若不好色非英雄。我雖不是英雄漢，卻也好色似英雄」！因此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可敬的人」，聽到此小道消息，對「可愛的人」，就恨之骨髓了。

這原是女人間的「人情之常」。莎翁說，「女人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脆弱噢！」還不是這個意思？事實上，少帥爺在此出雙入對，大宴小酌，何日不然呢？只是那些宴會主人，趙夫人不認識罷了，我只因為認識趙夫人，並吃過她親手燒的蛋炒飯和魚翅湯，就變成當災的黑狗了。讀者諸士女，不妨試為在下設身處地想想，您如在那場合，您也跑不掉要當黑狗啊！夫復何言？

其後我又因事去了臺北一趟，按禮節，我原應該向張府作一次禮貌性的拜訪，但是卻被劉紹唐兄阻攔了。因為「五爺」（少帥的五弟張學森）曾向他提供過有關他兄嫂的很不尋常的故事，紹唐對我說：「他哥哥對你甚好，他嫂嫂對你深惡痛絕。」（學森似乎也同我直接說明？）我完全理解到，趙夫人因為一生都沒有安全感，對這一類事情的憎恨情結，我是完全理解和萬般同情的，但是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迴避這種尷尬呢？迴避不了，那就只有做「當災」的黑狗了。

失之東隅，誤於桑榆

後來山東來的王書君教授，應聘在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作訪問學者，他早也選中了張學良的傳記為研究主題，頗有其獨到之處。這原是張少帥的福氣吧。可惜的是，書君初來此邦，人生地不熟，很難申請到美國基金會的支持。沒有基金會的支援，搞漢英雙語研究，那幾乎就不可能的了。

總之，張學良口述自傳，在哥大，就這麼陰錯陽差地給耽誤了下去。更不幸的是張學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歷史」這一行道。他自始至終，認為「口述歷史」就只是「我講你寫」這麼個簡單的程序。因此他認為他只要找一個錄音員，「我講你寫」，一部像李宗仁那樣的回憶錄，就可以出爐了。從一開始我就警告他，沒有那麼簡單，但我也看出他面從心違的神情。這項心態，不只張氏一個。從李宗仁以次的「黨國要人」無不如此。朋友，你要把一位世界級的黨國要人，訓練得服服貼貼的，來聽你「學者的話」，尤其是像少帥這樣，「一生都未聽過人話的人」（見少帥自述）談何容易，談何容易！？

另一錯誤，是他對美國學術界極其複雜的組織和運作，一無所知，而又強不知以為知，盲人騎瞎馬，就容易出事了。張學良在中國歷史上，雖還算不得是什麼世界級的大人物，但是在他名下鬧出的瀋陽事變和西安事變，卻是改寫了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兩大事件。是禍是福，雖今後千年都不會有「定論」，但是他卻是這兩大事變的主角。生前沒個「第一手」的交代，是太可惜的了。

顧維鈞談少帥

還有，在西安事變前後，張與蔣宋兩家的經濟關係，也永遠是個謎。據顧維鈞先生告我，中原大戰期間，蔣、馮、閻、李都派有「專使」，長駐瀋陽，爭取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奉系張氏，參加他們內戰的陣營，據深知內容的顧氏告我，那時馮、閻的代表，所攜不過數千金，勉維食宿，而蔣總司令駐奉代表吳鐵城，卻身懷巨萬，與張的上下僚屬，一擲千金，酬應無虛夕；南京對張氏本人，則暗許至數百萬之巨，先付半數，餘伺亂平再付。而少帥自己這時，則徜徉乎秦皇島上，作鼠首兩端的觀望。待時間成熟，條件如願，他就揮師入關，對內戰雙方，從事「武裝調停」。果然閻馮落荒而走，奉系就坐擁華北了。嗣後張氏偕眷作京滬之遊，與蔣府上下交往甚密，顧氏含笑告我說，「都為討債而來」！是耶，非耶？我與少帥往還，尚在交淺而不敢言深的初期階段，所以就未向他作深度的發問了。

（附注：「九一八」之前，顧曾長住瀋陽作少帥貴賓，深知內幕，與筆者所談幕後消息甚詳，亦頗足取信，筆者亦嘗以他事，向少帥試探，亦每經證實。）

以上只是冰山之一角而已，至於數十年來，教與學之間的史料與見聞，那真是，一部小小的車兒，如何載得起？若天假以年，以後有更多機緣與時間，再慢慢細述之吧。

在職業歷史家看來，西安事變的故事，經過數十年的發掘，已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只是沒個當事人來「現身說法」一番，故事就沒有其應有的權威性了，張氏原有意，要親口來加以澄清的，深入的史家，聞一以知十，對張某的故事，原沒什麼不知之事，只是事由親口坦白，和盤托出，那才是職業史家規範的所謂「第一手史料」。如今結果還是一盤糊塗帳。何以如此呢？除陰陽家所迷信的「命也，運也」之外，那就不是兩萬字所能說得清楚的了。主角已成古人，筆者不敏，曾看了他幾十年的戲，晚歲不知老之將至，還替他跑了一陣「龍套」，思之可笑，如今也年逾八旬，久病之餘，藥裹關心，對少帥故事，哪裏能說得完呢？

本篇全憑記憶執筆，冰天雪地，連身邊所積，盈箱累架的史料，也無力翻查。書被催成墨未濃，我們就暫時，說到此地為止吧。至懇知我的編者讀者，賜諒賜恕，為幸為感。

唐德剛

二○○三年農曆元旦於美國新澤西州寓所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張學良

一、張家發跡前

我們家的祖籍是河北大城，我們家本來是姓李的，是張家的女孩子嫁到李家去，生了個兒子，可是張家沒有後人，就把李家的孩子抱一個回來，過繼了一個，就姓張了。

這個族譜後來叫我給找到了。我年輕的時候淘氣，我們那裏的規矩，（男丁）過繼到另一家，還可以再娶一個太太。現在（到我這一輩時）原來的李家又沒有後人了，我回來就跟我父親商量，我父親說好，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我說你把我過繼過去，我還可以（多）娶個太太呢。

我父親這個人，小的時候很聰明。我怎麼知道呢？我們家那兒有一個姓姜的，我們管他叫姜爺爺，他給我講的，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呢，他就告訴我，他說你爸爸呀：：：

我父親還在啟蒙的時候，這個姓姜的跟我父親的老師認識，常到他書房去。你在私塾裏待過吧？就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念書。他說有一天吶，他們兩個人在面對面地說話，我父親站在地上念字，念到「禍福由之」這句話，那個「禍」字他不認識，老師就告訴他念「禍」。然後他就問第二個字（怎麼念）了，那姓姜的就在旁邊說話了：「禍」的反面，「禍」的反面。他就念下去：「福」。姓姜的就感到奇怪，他對我說，你爸爸這個小子，反應這麼快！那時你爸爸也就不過九、十歲的時候！

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還是那個姓姜的告訴我的。

我們那兒的鄉下，怕有賊來，為了防備，老百姓家都弄一個棒子，上面安一個紮槍頭，鐵頭，也不大，我們叫小紮槍。就擺在房間裏，萬一晚上有賊來呀。

有一天，父親上學，老師在學堂裏的一個門後面發現了這個玩意。老師就問了，那個紮槍頭，誰的呀？我父親說我的。那你拿這個玩意幹什麼？他說我昨天看見你拿板子打那個某某人的屁股，假如你今天打我，我就給你兩下子。老師就告訴我奶奶說，這個學生我可不教了，他要是給我那麼一下子，我就完了。

這都是那個姓姜的告訴我的。

【編者注】「你在私塾裏待過吧」的「你」，指張氏的談話對象唐德剛或郭冠英，全書多有這種情況，不另一一注明。

我們家裏在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很苦很窮的。既然窮過苦過，為什麼人家說我的父親是土匪？

這也就是過年時候的事。

在我們那個地方有一個小土豪，姓王，有幾個錢，小土豪，不是頂有錢。那個人也不大正直，常去跑一個小賭場。

有個年輕的孩子家裏有錢，但歲數不大，不懂得事，跟這個姓王的兩人賭錢。年輕人把錢都輸了，輸光了，不光輸，還負那個姓王的，姓王的就逼他要現錢。年輕人說我輸光了，沒有現錢了。他說那不行，沒有錢，我上你家要。那個年輕人被他逼哭了。這時，我爺爺在旁邊就說話了：「算了吧，你都贏了那麼些了，就算了吧。」這下，那個姓王的不願意了，「礙著你什麼事情了，你管什麼？」這一下把我爺爺說火了，我爺爺也是很凶的一個人，那時候已經五十多歲了：「我說什麼？假如我要是說出來，你就在這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癟了！」

這句話就翻了姓王的底兒了，他在那鬧鬼兒、做手腳，那麼，這個人就不吱聲了。

到下午了，大家都回家了，我爺爺和姓王的也回家，走在路上，姓王的就跟我爺爺說：「你要給我道歉，你管這個閒事幹嘛？」「你那個事情（指姓王的做手腳）我都看見了，你還瞞得過我？」說著兩人就吵起來了，那個說你得給我道歉，這個不但不道歉還罵他。於是，兩人就打起來了。我爺爺五十多歲的老頭打不過姓王的，人家是三十幾歲的年輕人，我爺爺就被打傷了。被打傷了我爺爺也還罵他，姓王的說，你好話好說我就饒了你，要不我就揍你。後來，我爺爺就因為這個傷死了。

為了這事兒，我二伯父跟我父親就要報仇，要去打死那個姓王的。但是，那時候我們家沒有勢力呀。

當時有一個姓郝的，我們都喊他郝大爺，歲數很大了，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過了好多年，他來找我，跟我嘟嚷，說你爸爸拐走我一頭驢，你得賠我。

怎麼拐走一頭驢呢？

我這個二伯父很會跑的，身體好。我父親就不行了，跑不動．於是他就管這姓郝的借個驢，預備著哥倆到王家去報仇，完了騎那個驢好跑呀。

帶的是桿土槍，那時候的那種槍呀，不曉得你看過沒，扣著一個炮仗，不是點火繩的，就帶這麼一個槍去。

這個王家人口比較多，住著上房和下房，下房住著一個老太婆，人家住在上房，她住這兒。他們要翻牆進去時，因為這個牆是用石頭壘的，就嘩啦響了一下。這老太婆聽見了，出來一看，就喊有人、有人。

哥倆兒就捂著老太婆的嘴，不讓她喊，誰知一下把槍弄走火了，「砰」一下把老太婆打死了。槍一響，上房出來人了，我父親跟我二伯父兩個人就跑了，我父親是騎著驢跑的。

人家以為是土匪來了，就報官，說是「明火」。「明火」這兩個字懂不懂？就是搶劫的。

我父親逃走了，縣衙門就把我這個二伯父抓去，判了十年徒刑。因為打死人的是我父親，是他動槍的，所以我二伯父沒判死刑。

我父親是弟兄三個，我父親老三，我奶奶早就死掉了。我的祖母呀，姓什麼我都不知道，有人說姓王，有人說不姓王，有人說姓邵，我不知道。我家裏的事情，除非我父親跟我說過的，我能知道，我父親沒跟我說過的我都不知道，家裏沒有旁人談這個事。

我父親也很少正兒八經地父子兩個談談家事，有的時候我父親隨便說的，我聽見了，不然我就不知道。那我所知道一點兒，就是我奶奶死的時候。

【編者注】張學良的祖父張有財早年娶妻邵氏，生有一女，邵氏病逝後張有財續娶本村寡婦王氏，生有二子一女，即作孚、作霖，女名不詳另有一個王氏帶來的兒子作泰。

我們家上輩子的人，沒有一個是正經在床上死的，我父親一提到這事兒就掉眼淚。

我們家裏的人，實在地說，都是長得一表人才。我父親年輕的時候也是很漂亮，我的大爺，就是我的大伯父呀，很漂亮，是叫我爺爺給打死的。

我父親講起我大爺這事，他就掉眼淚，他跟他大哥兩個人很好。他一說這事兒他就罵。他那時候才十九歲、二十歲。我的大爺和一個鄉下人的太太，他們倆有關係。我父親總罵，說這王八腦袋他當王八，管不住自己老婆，就告狀——向我爺爺那兒告狀去了。我爺爺火了，你知道，我們那地方的人都凶得很，他火了，他兒子做了不好的事，給他丟臉了。

我大爺也不知道，在家裏頭吃中飯呢，我們那兒都是炕，他倒著瞼子坐在炕上的桌邊兒，後背朝著門吃飯呢，我爺爺進來就給他一棒子。聽見那人告狀啊，他有氣，這一棒子就打在腰上了，一棒子就給打倒了，就擱這麼死了。

我父親一提這事兒就哭，說這王八腦袋自己當王八，管不了老婆還亂告狀。

那我二伯呢，是剿匪時被打死的，以後他家裏的人就住在我家，我父親給養著。

二、「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

我這個人睫毛長，比一般人長，你看到沒，是不是特別長一點？我們東北有一句話，說眼睫毛長的人不認親。

我的二伯父，他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叫張學誠，他到過日本，在日本念過書，也是講武堂的學生，後來被我給槍斃了，因為他跟日本人勾結。所以，那就有好多日子家裏我都不敢回去，怕二伯母跟我吵。二伯父的二兒子，叫張學文，在東北軍裏當過團長、旅長，現在到加拿大去了。

我還有個姑，姑父姓楊，在我父親手底下，27師的時候，我父親當師長，他在手底下當騎兵團長。原來張作相是騎兵團長，他就接（替）的張作相。

我最不喜歡我的這個姑父，我後來當了27師師長，他知道我不會對他有好臉兒，連見我面兒都沒見，自己就走了。

我還有個姨，就是我母親的妹妹，她的兒子來找我，我做事情啦，他來跟我商量。他說你給個顧問？我說為什麼給你個顧問？顧問不是我給的呀，那是政府的職位。他說你給一個就行了唄，你能給旁人怎麼就不能給我？我說你能幹什麼，給你個顧問？你有什麼理由能當顧問，有什麼資格、有什麼功勞可以當顧問吶？他說你不認親。我說你要錢，我給你幾個錢，就行了唄。那國家的玩意兒，能隨便給你麼？他就說你這人一點也不認親，你一點忙也不幫我們，也不說點兒話。

我們家的親戚都說我不認親。

三、大帥本是草莽英雄

（王家那件事後）我父親沒辦法，就逃走了，逃到了毅軍。那時候毅軍是宋慶的部隊，當他的部下。

我父親年輕時候，也很會挑很會打的，人家挑他當護兵。那時候叫「戈什」，我想這可能是滿洲話，後來我父親的那些衛士還有叫「戈什」的。他們這個「戈什頭兒」叫「戈什達」，于學忠的爸爸就當頭兒，我父親給他當過部下。

我父親給宋慶當衛士，因為這個緣故，那個宋慶對我父親很好，很不錯，後來過了幾年，我父親就升官了，是外委，這個官就是現在的准尉。那時的綠營官制從前面數是副（將）參（將）遊（擊）都（司）守（備），後面就是千把外委兵，那個外委就是一個小官了。

升官了，就要榮耀回家，我父親就回到我們鄉下來了。

這時他離這個土匪的名聲就越來越近了。

剛到家裏，鄉下旁的人就給我父親送信，說王家的人看見你回來，上鄉政府報告去了，要抓你。沒辦法，我父親又跑，沒回軍營去，軍營在哪兒呀？在鴨綠江那兒，那時候宋慶駐到朝鮮去了。我父親也到過朝鮮，那時候跟日本打仗，就是甲午戰爭。他沒辦法，就跑到一個地方。他認識那兒的一個人，一個獸醫，治馬的，他就跑到那兒避難去了，幫著人家，當一個下手，所以我父親會當（做）獸醫（活）。

就打這兒起，他反而起來了。

那時候的草莽英雄，凡是有馬的人，大多數都是有問題的，還有一種叫販馬的，就是偷人家馬來賣，都差不多，都經過這個獸醫，都在這個地方轉手。所以這獸醫呀，跟這些人最容易接觸。因此，我父親自然就認識一些草莽英雄。後來他們這些人，有些就成了我父親的朋友。

這時候正趕上義和團變亂，東北沒有政府了，政府人都跑了，地方都自保。村莊都自己自保了。

就是這個時候，我父親起來的，這就是人家說他是土匪的原因。

但是我父親並沒有當過打劫那樣的土匪。那他這叫什麼？他就是跟他那些朋友，有十幾個人，做「保險隊」。什麼叫保險？就是咱們唱戲的那話——坐地分贓。就是你這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那個村莊我給你保護，你每個月給我多少多少錢。如果有土匪來打你，有什麼旁人在這兒經過，我負責給你打，但是你拿錢。就這麼著，人家說我父親是土匪。其實他不是。他那時候大概有十幾個人，詳細的我不知道，我現在知道有張作相、張景惠，這是我知道的。

【編者注】宋慶，一八二○—一九○二年，字祝三，山東蓬萊人，清代將領，手下軍隊號稱「毅軍」。于學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年，字孝侯，山東蓬萊人，東北軍高級將領。張景惠，一八七一—一九五九年，宇敘五．遼寧台安人，老奉系將領，「九一八」事變後曾出任偽滿洲國偽職。

接下來來了這麼一個人，叫海沙子，這是我父親最喜歡給我講的一段兒。

海沙子這個人勢力很大，我父親才有十幾條槍，這個人有二十多條槍，在那個地方勢力相當地大。他經過一個村寨，就是我出生的這個地方，叫八角台，現在叫台安縣。完了他就要錢，要過路費，管人要錢。我父親說那不行，我在這兒保護，你在這兒過要不要錢？那個人說要，你不給我錢就要打。我父親說，我呀，負責這個地方的責任，在這塊兒我拿人錢，咱倆一打的話就把這個村莊打得混亂了，咱倆對打好不好？我父親身上有傷就是這回落的。他說你的人在那邊，我的人在這邊，咱倆開槍對打，你把我打死呢，我這個地方就歸你，我把你打死呢，那你的部下歸我。

兩個人對打，我父親身上落了一槍傷，他一槍把那個海沙子打死了，海沙子的部下就都歸我父親了。

海沙子的第二個首領就是湯玉麟，湯玉麟不是我父親的老底柱，所以後來湯玉麟總是不大好，他就帶著海沙子底下的人投降了。我父親只有十幾條槍，再加上二十幾條，這時候就有了四十多條槍，那麼自己再弄點兒，就弄了五六十條槍。

在當時呀，遼西那一帶有「四霸天」，四個霸天吶，我父親就成為「北霸天」，勢力相當大了。我不知道那其餘幾個是誰，那個馮庸曉得嗎？馮庸的父親就是馮德麟，也是一霸天。

後來，義和團這個事情完了，公家就要把這個地方有次序地清理，誰一說土匪、土匪，我父親被叫做土匪就這麼來的。人家說我父親是被招安的，投降的，這個至今我都不明白。

可是我父親還出去打仗呢，那時還沒招安呢，有土匪他還去打呢。我的小名叫雙喜，後來人家管我叫小六子，不叫雙喜了。為什麼叫雙喜呢？我父親出去打仗，打了個勝仗，回來（時）生的我，雙喜臨門，所以乳名就叫雙喜。

我父親被招安，那時的詳細情況我就不知道了。他們為什麼給他編了一個管帶？他頂多有一百多條槍，頂多！至於為什麼那時候他們那麼看重我父親，我也不曉得。可是一個管帶就相當於一個營了。招安的時候，我已經四五歲了，那時公家給了一部分軍隊。我就記得他那管帶裏頭有四個哨，這四個哨有的不是他的，是公家來的軍隊。朱子橋，你知道不？當過廣東主席，字子橋，他的名字我一下說不出來，我父親大概就歸他管，我那時候還小，記不得了。那孫烈臣，後來當吉林督軍，都是那時候派來的人，有公家的一部分人，有改編過來的，編了一個營。我父親就當管帶，我不明白為什麼給我父親個管帶，那時候他只有一百多個人吶。

做了管帶後，我父親駐防到新民府，那個新民府的知府姓增，叫增轀。

【編者注】湯玉麟，一八七一—一九三七年，遼寧義縣人，老奉系高級將領。馮德麟，字麟閣．遼寧海城人，卒於一九二六年，東北早期的高級將領。朱子橋，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年，名慶瀾，字子橋，浙江山陰人，晚清及民國後曆在東北、四川、廣東等地任官。孫烈臣，一八七二—一九二四年，字占鼇，遼寧黑山人，老奉系高級將領。

四、父親有雄才

我父親那個人的脾氣很大，那時候新民府離奉天有一百二十里地，有日本人在那兒，我就是在新民府長大的。那裏有日本的娼妓，當兵的就去玩，結果和人家打架，把兵給打死兩個。打死兩個，我父親就火了，他的兵叫人給打死了呀，就辦交涉，一定叫人給償命，要兇手。那都是官府來辦交涉，交涉辦完了，一個人給賠償五百兩銀子。一個士兵，死了，人家日本賠償五百兩銀子，沒有償命。（那）他不要，我父親非要償命，把人打死了，給了五百兩銀子，我父親火了。過了兩三天他弄了一夥兒人，到那去把日本人打死三個。他想這沒關係呀，一個人五百兩銀子，我拿一千五百兩銀子就是了，你打死我兩個，我打死你三個，給你一千五百兩。

不過這事兒鬧得很厲害，軍隊就被調開了新民府，到了遼源州，遼源州在現在的吉林省內。我本來今天給你找了半天，怎麼找也找不到，把我累死也沒找到，我想把我家族的那個照片給你看看。

我的內人，我的原配，就是那時候訂下來的。

你知道那時候，人們對我父親都是敬而遠之，都是土匪軍隊嘛，都怕我父親。

後來蒙匪就起來了，陶克陶胡，知道這個人不？那不是鬧得很厲害嗎？一直到民國還鬧呢。陶克陶胡手底下有一個人叫牙什，他們兩個人是首領，都是蒙古人。那時候由黑龍江來的、吉林來的軍隊都打不了，又調來奉天的軍隊，也打不了。那把我父親調去，也參加打蒙匪。那麼我父親就把那蒙匪給打了。那苦可受大了，我父親一直把蒙匪給打敗，把蒙匪追得已經到外蒙了，把那牙什給打死了，逮著給殺了，把腦袋拿回來了，那時候都砍頭。所以我們家有功名啊，要我說，要不是前清亡了，我闊氣大了。

後來滿清政府就賞我父親一個功名，因為他把蒙匪給滅了。打完了，賞了他個功名，他不要，賞他功名他不要。那麼後來他就把那功名給分開了，給我奶奶一個誥封，就是我祖母哇，給她誥封。給我呢，是一個戶部郎中，花錢捐的，我知道，大概花了錢。戶部郎中是什麼玩意呢？我現在知道了，朝服我還穿過呢，就是財政部的一個科員，戶部郎中是五品吶，那時他們總跟我開玩笑，是皇上欽加的五品銜，我當小孩的時候，就戴紅頂子。

那個時候，我母親和父親拼命讓我念書呀，讓我將來當文官。要闊氣，當文官去。那我父親沒要這功名，就給我了。

現在跟你慢慢地就快講到民國了，還沒到民國呢，就革命了。我接下來要講的這件事情，到現在我還不能夠知道，我很想找好多人問這件事，到底怎麼回事，但是還沒人知道。

我父親呢，他每年總是一次兩次地到省城，那時候總督就是趙爾巽。我父親沒有一個人可怕的，沒有怕的人，他就怕趙爾巽，就趙爾巽能說他。

他到奉天，正趕上革命，那時革命（軍）在奉天的軍隊（首領）叫藍天蔚，藍天蔚有一師，那時候不叫師，叫鎮。我忘了那時多少鎮了，忘了，大概有二十鎮吧。

這件事我慢慢地說出來，我很奇怪，我對這件事感到最奇怪。這裏面又插了許多的小故事。

我父親到奉天去是領餉，奉天那時候就有講武堂了，我後來也是講武堂（畢業）的。那時候的奉天講武堂裏有我父親的部下，包括張景惠都在那兒念書，大概有三十多個人。

他去見趙爾巽，趙爾巽告訴他，說你來得很好，我明天預備死了。我父親聽了很奇怪，你為什麼會死呀？你為什麼要死？他說，明天奉天的文武官員，就是藍天蔚等領著革命黨人，要推舉他當什麼委員會的委員長，就是都督一類的。趙爾巽說他們推舉我我不做，他們要舉立我，我就自己自盡，我就死。他是保皇黨，不過後來民國時不做官了，他弟弟趙爾豐你知道麼？後來在四川的家裏叫國民黨給殺的。

他說我預備死，我父親說你先別死，要死大家一塊都死，你告訴我怎麼回事，你告訴我。那趙爾巽就跟他講了，說他們明天要開會決定，那時候叫咨議會。我父親說好，你讓我明天去看看，你讓我看看，我看看怎麼一回事情。

第二天他就去開會了。

這個藍天蔚，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怎麼個人，是怎麼個事，這個人怎麼這麼沒出息，我就不知道他為什麼怎麼這樣子。開會的時候，他兵臨城下呀，外頭都是他的軍隊呀。當時我父親也在臺上，大家就準備開會。那麼藍天蔚就宣布出來，我要選趙某人當什麼什麼，大家贊成不贊成，誰不贊成、誰贊成？我父親就忽然站起來，把手槍「叭」就放在桌上：「我不贊成！」

這還了得，在主席臺上動槍了。

這時，藍天蔚一聲兒也沒吱，大家就啞口無言了，於是會也散了，給攪散了。

我父親就趕快進城，找趙爾巽去，告訴他說，我把會給攪散了，但是藍天蔚走開了，回到他的軍隊裏去，他一定會帶軍隊回來。你趕快給城關了，把城關了。

他（我父親）想他（藍）一定會帶軍隊回來，那麼你呀，把講武堂裏我那三十多個隊員（組織起來），給他們槍，我來保護這個城。趙爾巽說那好，我不但那樣，我把城裏我的衛隊、警察都交給你，由你指揮。他們來了，咱們打就是了。

這就奇怪了，我說的這段，我很希望有一個人能知道，他能知道當時的革命黨啊，就是錢公來（國民黨黨務指導員，曾做過張學良的秘書），你曉不曉得？中央委員，死掉了。

我很想知道這件事到底是怎麼個事情。

不但這樣，當時我父親就跟趙爾巽說，你給我命令，我把我的軍隊趕快調過來。從遼源州過來有好幾百里呀，他就連夜調他的軍隊。可這藍天蔚就（這麼）走了，這一段我就不明白，我怎麼也不明白，這藍天蔚帶著他的軍隊走了，就走了！他的軍隊那麼多，他有一個鎮呀。省城沒有多少人，他怕我父親把兵調來跟他打還是怎麼個事情？不曉得什麼意思，他走了！

那一陣子，我們住在新民府，藍天蔚退回（到）他的土地，得從新民府經過，他知道我們住在新民府。那時候我父親也有一小部分的軍隊駐在這兒，怕打仗預備著。

我母親也很凶啊，我十一歲我母親就死了。我那時候還是個小孩，不知道怎麼回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我母親就跟我講啊，說今天晚上可能會出事。她給我三十塊大洋，用白布包著，圍在我腰上，給我繫上，說今天晚上要打的時候，你就跑。我那時候有九歲、十歲吧，不知道怎麼回事，小孩子麼。我說，媽媽你呢？她說你別管我，你趕快跑，等著稍微平息點兒呢，你看哪個老頭好，跪下給人磕頭，把錢給人家，叫他帶你找你爸爸去。

後來我才明白：我媽媽預備著要自殺來的，要是人家打來，她把我放走，讓我跑，她就自殺。但我就不明白為什麼藍天蔚從新民府通過，就一直退到了他的地方，這一段事情就這樣平息了。

【編者注】趙爾巽，一八四四—一九二七年，字次珊．漢軍正藍旗，山東泰安人。民國袁世凱稱帝時．封為「嵩山四友」之一。藍天蔚，一八七八—一九二一年，字秀豪，湖北黃陂人。關於這次攪會事件，及更多奉系史實，可參讀陶菊隱著《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 一八九五—一九二八》。

我在這裡加一段，就是現在趙爾巽的兒子趙世輝，是怎麼出世的？你知道為什麼他的小名叫天賜？

趙爾巽這老頭很有意思，他有個姨太太，那天晚上他說，明天我就要死了，今晚上我要幹一下子，但願能生個兒子。趙爾巽那時還沒兒子，結果，後來就這麼得了個兒子。

這以後，趙爾巽對我父親非常地看得起，本來我父親能起來，就是趙爾巽提拔起來的。那麼後來就民國了，後來編了個軍隊，就這麼起來的。

我們兄弟姐妹都一小訂的婚，很奇怪，就我這個三妹沒有訂婚。我就簡短些說，到了北京，我父親當大元帥時（一九二七年），那時趙爾巽還在，趙爾巽就想給他兒子求婚，想娶我們家女兒。那我只有一個三妹了，我父親就沒答應。什麼原因呢？因為趙爾巽吶，我總跟他開玩笑，我就管趙爾巽叫爺爺，那麼我的妹妹也就管趙爾巽叫爺爺，那麼，他兒子高我妹妹一輩。我父親很講倫理，他就對這事不願意，沒答應。

不久哇，這個趙次帥，我們管他叫趙次帥，就病故了。我父親非常難過，為這件事情難過，說了好幾回。他說我呀，真覺得對不起他，好像我闊氣了，他想求婚我沒答應。我怕他誤會，好像這事我不肯。我不肯的原因不是為別的，就是因為輩數。我知道，我應該答應他。

等到回到奉天的時候，我父親也去世了。我就跟我母親（盧夫人）兩個商量：他們兩個老頭，都有這個心意，我是自由派的，就讓他們結婚好不好？我的母親很開通，很贊成，說這樣吧，咱們讓他們兩個會會面，對不對？他們如果自己願意，就好，如果不願意，我們也不能硬配。

那麼就請趙世輝到了奉天，結果他們倆很好，很願意，就這樣結合了。後來到臺灣來了，他們倆到我這兒來過。

她的兒子我很喜歡，她的兒子叫趙守文，是很了不起的醫生，當大夫的，婦科大夫。你沒看見過？她後來和白崇禧做了親，她的姑娘嫁給了白崇禧的兒子。

我和我兄弟姐妹總是開玩笑，我就講我和我三妹的笑話。我三妹對我說，白崇禧的兒子很好，我說是很好。她說你看到過他嗎？你認識他？我說不認識。她說你不認識他，怎麼知道他很好哇，你怎麼知道？我說我怎麼知道他很好，能不好麼？我要有像你這樣的一個老丈母娘，我一腳就把你踹出去了。就沖你這丈母娘，他沒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很好了。你住在白家那兒。有人上美國回來，見到我跟我說，他說我到美國認識東北的一個人，陶鵬飛，你認識嗎？我笑了，我說我認識，我不但認識，還是我的學生，不但是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姑爺兒。他把眼睛一瞪，他是你姑爺兒？我看你好像他的姑爺兒。

【編者注】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年，字健生，今廣西桂林人，國民黨高級將領。陶鵬飛，張學良長女閭瑛的丈夫。

我父親這個人啊，我就說我父親性格啊！

我有兩個長官，一個是蔣先生，一個是我父親。我對這兩個長官，我批評他們倆：我父親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蔣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親。

我就說父親的雄才，說他這個人的性情，我給你說一兩件。我常跟我父親說，你這個作風啊！張勳那時在徐州召集開會，這段歷史上有的。召集開會，就是討論復辟。外頭傳吶，說他要復辟了。我父親也派（了）個代表，派他的一個參謀長（趙錫福）。

我父親說，因為這個，差點兒把你爹小命給送了。

有一次，我父親被人扔了炸彈，有三個人聯合炸他，結果其中兩個是自己把自己炸死了，剩下一個被逮住了。

「為什麼炸我，我跟你無仇無恨？」我父親問。

「你要復辟，你跟張勳兩個人開會，要搞復辟，所以我們才炸你！」

那時候張勳在開會議，召集各省要復辟。我父親說，那這個事你誤會了，我不但沒有參加，我還反對復辟。你們就因為這個，很可惜呀，可惜那兩個，就那麼犧牲了。

他說他們三個是同志。

我父親問，你還有旁的意思麼？

他說我沒旁的意思，我們也不恨你，我就恨復辟，我聽說你跟張勳了，要復辟，我是革命黨人，所以，我要把你炸死。那你誤會了，大誤會，根本沒這件事。好，如果真是這麼回事，我現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聽一下，假如說我有復辟的這個事情，你回來再炸我。

我再給你說一樣他的事情，他有幾樣事情我一講，頭髮都會站起來。

吳俊升知道不？黑龍江督軍。吳俊升是我五弟弟的乾爸爸，我喊他吳大爺。正月初三初四，反正是他來給我父親拜年的時候，我們也給吳大爺拜年。

他來的時候就預備好了，就是現在的本票，我們那個時候叫「扉子」，五千塊錢一張，他給我們一人一張。

我父親一見就火了。我父親管他叫吳大哥，他說：「吳大哥，你這是幹什麼？你這就不對了，過年了小孩給你拜年，給錢可以，你怎麼一個人給這麼多錢？」吳俊升說：「大帥呀，我的錢，我的一切還不都是大帥給的？都是你給的。」

我父親立刻就把臉繃起來了：「你說的是真話？」吳俊升看我父親把臉沉下來了，他一愣：「那我說的還能假嗎？」我父親說：「你可要說真話呀，既然你這樣說，你不要給他們錢，你呀，回到黑龍江好好地做事，不要讓黑龍江老百姓罵我的祖宗。」

這吳俊升趴地上就給我父親磕個頭，跪在地上就把頭磕了。我就說，我父親能夠對付他們，你聽他說這個話，多厲害！我當時在旁邊站著，看得毛骨悚然。

他們不是拜把子的。

我父親是27師師長，馮德麟是28師師長，奉天原來有五路軍，吳俊升是後五路的統領，後來編了29師師長，和我父親可以說沒直接部屬的關係。不過我父親當督軍，那麼就是29師的師長也怕他。

【編者注】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張勳召集各省督軍舉行了第一次徐州會議，謀求新霸主地位，直至張勳復辟失敗。徐州會議先後召開四次。吳俊升，一八六三—一九二八年，字興權，山東歷城人，老奉系高級將領，死於「皇姑屯」事件。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

——張學良

一、少年聰慧

我父親非常艱苦，很艱苦，有好幾個原因，一個是我十一歲時，我母親死了。

我母親跟我父親受了好多年苦，苦到什麼程度？兩三天沒吃到飯，沒有飯吃，就是我父親逃走那個時候。可是我十一歲，媽死了，所以我父親對我很特別，這是第一個。

第二點呢，我母親扔下我們三個人，我姐姐首芳、我一個，還有我一個弟弟，三個人。我是跟我姐姐也不和，跟我弟弟也不和，我都不喜歡。

那回，我大概是十五周歲吧，我父親一個人跟我說，他說呀，你曉得嗎？你媽媽死的時候留下幾萬塊錢，那個錢在你姐姐手裏頭，那個錢應該你們三個人分，不是你姐姐自己的，是你們三個人的，那也有你一份。

我瞅瞅我爸爸，笑了，我說那幾個錢算個什麼玩意兒？別說那幾個錢，就是你那個錢，我也沒看在眼裏。我爸爸把眼睛瞪得圓了，瞅瞅我。我說我能掙，我比你掙得多，我自己會掙。

我父親看著我，說，你好大的口氣。

我姐姐跟我第五個母親不大和睦。她寫了一封信給我父親，訴說我家裏的種種不公，我父親看了又生氣又難過，便把我找去了，拿信給我看。他說，好吧，我待你們姐弟三人不公平，那給你們幾個錢，你們自己去過吧，咱們也不用見面了！我說，爸爸，你生什麼氣呢，你著什麼急呢？她是個女兒，過幾年要出嫁了，她不是我們張家的人。你要看我呀，我是你兒子。你有事你不靠我？你管那些幹什麼？別理她得了，過兩年她不得走啊，你生什麼氣呀？有事情你可以都跟我說。我都是十五六歲了。

那時我差不多十六歲，我父親就覺得我很奇怪，看我這個人很怪。

我父親在的時候，我們不敢吃好的，叫他看見了就打。平常吃飯，廚房裏就開四個菜。我最怕我父親的就是吃飯，有兩件事兒。第一件事，他喜歡吃的菜，他就給你夾，哎呀，要說他吃的那玩藝兒，我可真不能吃！蠶蛹，吃過沒？他最喜歡吃那個。給我，我簡直不能吃，沒法吃！還有，他喜歡吃那個臭鴨蛋；第二件事，吃飯你可不能掉東西，飯粒掉桌子上，得揀起來吃了。掉地下，你也得揀起來吃了。這是最怕的！

我告訴你，你絕對沒想到我窮的時候，到怎麼窮啊？連買牙膏的錢都沒有了，我窮到這個時候。抗戰的時候，在貴州，我腰裏一個錢也沒有。公家應該什麼都管，但是牙膏這事兒得自己花錢買，就沒那個錢買牙膏。大夥吃飯，就是煮一鍋菜。也不能說苦，要說苦（也）不能說苦，是儉樸。

我父親頑固透了，頑固到什麼程度？到民國了，他不允許我剪辮子。

我父親當將軍的時候，那時候有個袁金鎧，到現在我都感激這個袁金鎧，他幫我好大的忙。我的老師跟我父親有關係，是我父親家鄉的，原來我父親小孩子時跟他念書，我父親對我的（這個）老師很看重，叫楊景鎮。他出了一個題目做古文，我這個古文把他惹火了，他跟我父親說你這個兒子我教不了，我不教了！

我父親非常火。

那時候，我父親當將軍了，他的秘書長就是袁金鎧，為這件事，我非常感謝他。我父親要預備鞭子打我，給老師看，要打我，為什麼老師走了？我那時候已經十七八歲了，那篇文章的全篇我記不得了，還記個大意。袁金鎧就問，為什麼生那麼大的氣？我父親說我這兒子太不爭氣，寫文章罵老師。

袁金鎧說，學生寫文章罵老師，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問我父親，你看過他這篇文章沒？我父親說我沒看。他說，好不好要來看看，我們看看好不好？就跟我要文章，我就拿出來了。什麼文章？老師的題目是《民主國之害甚於君主》，我一開頭頭一句還記得呢，我在裏面發揮好多，我到最後說，民主國之害甚於君主，說這話的人是坐井觀天。老師說這句話是罵他。

這文章拿來一看，袁金鎧就說，唉呀，這個先生教不了這個學生，這學生不是這個先生可以教的。

我父親氣就消下來了，就不想打了。

後來我父親就說，你們是不是給我介紹一個先生？這樣我就不跟那個老師念了。

我就跟著另一個先生，那個先生姓白，白永貞，後來代理過奉天的省長，他教了我一年多，不到兩年，就跟我父親去說，他說你不要你兒子念書了，他不是念書的料，不是一個坐屋念書的人，他要幹什麼，你讓他幹什麼好了。

後來這個白永貞就辭館走開了。

【編者注】袁金鎧，一八六九—一九四六年，字潔珊．遼陽人。

二、本想學救人，卻變成殺人

我父親想把我造就成一個文人。我也很奇怪呀，我這個人根本是想學救人，沒學成救人，結果後來變成殺人。我要學醫的，我到現在還喜歡醫生。我父親很好，他也不吱聲，也不說不贊成，可他不說我也沒辦法。後來我就學造藥、製藥，還想學農校。我的後來和青年會關係很大，我認識一個人，叫陳英，青年人，當過奉天車輛局局長。那時我身體也不太好，其實我都不知道我能活這麼大歲數，我說感謝上帝，我的一切都是上帝給的。我年輕的時候還吐血，他就跟我說，你這是有肺病。

我年輕的時候——我跟你說天下事情，一會兒我太太要急了找我，你別笑話我怕老婆呀。——我本來是不想當軍人的，我自己知道，我這個人是想幹什麼呢？你知道？我是想做一個自由職業者，畫畫呀、當醫生呀什麼的，隨隨便便，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還有，我說這句話你別笑話，自古英雄多好色，我還喜歡跟女人在一塊堆兒玩，我想自自由由的，可是我一有政治的事情在身上就不同了，後來就不同了，那時候我是想這個。

我父親這個人，很有意思，他也不說反對，但是他不讓我去走那個路，我也沒辦法，所以我說這是上帝的旨意。當然我這個當軍人呢，我自己現在想，因為我和父親的關係，不但於東三省，甚至於世界都發生了變化。不是我當軍人，不是我管東北，也沒有這些，說起來太多呀！我說是上帝的意旨。

我沒跟你講過，我跟（別）人都講過，陳英，就是陳自雄。我就跟一個青年會的幹事兩個很好，我想逃走，要跑到美國去，我不管我父親了。我那個青年會幹事他是贊成我的，那個人說好吧，我幫你忙。他替我把船票都買好了，我到現在還記得，七十塊多美金買一張船票，那時候我自個弄的七十多塊美金，他給我船票買好了，他幫我忙啊，上美國去。船票都買了，三點的船票。我上了他的當。他這傢伙真是會海人，他跟我說你這個身體不好，我身體那時候很不好了，他說你英文也不是那麼好，你這個什麼數學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國去能行嗎？那時候中國人還不能做工呀，他說我給你介紹一個教會人家。你幫人家打雜自給自活，你再念書。

我說好。

我跟他一直很好，他說你到了美國，那時候學生不能做事呢，他說我給你介紹到教會的人家裏去，你住在人家。我沒錢呀，住在人家裏，給人家幫幫忙。

後來陳英就知道了，他說你這人傻瓜，你到講武堂去，我還照樣去講武堂去教你呀，你還照樣可以學呀。（這樣）我就進了講武堂，在那兒當的軍人。

我現在是個基督徒了，這些事啊，不能說是迷信，這都是上帝的安排。

我就是這麼樣起來的。

本來天下的事情變化多端，我就說這個變化，日本人呀也看中我了，日本答應我進日本陸軍大學，那我非常高興呵，到日本陸軍大學去學習，我也不會日文，日本陸軍大學有這樣一個規矩，貴族這樣的人，可以帶著一個人，叫伴讀，都答應我這樣了。我就要上了日本的陸軍大學，得意的很，第一次奉直戰爭就起來了。要不是這個事，我就到日本去了，如果這樣到了日本陸軍大學，後來的事就又有了變化，我就變成派到日本去的了，當然就跟日本合作了，到日本留學回來的，那麼怎麼樣變化不知道，但是肯定會有變化。後來這個陳英啊，這個人很好，他說你那麼辦，你就對不起你爸爸。他說你那麼做，真要走了的話，你不傷你父親心嗎？換句話說，那也做不好呵，我給你出個主意吧。那個時候他很聰明，我那個時候，什麼幾何、化學我都不懂，我就到他的學校去學。他就勸我，他說你跟你父親說你要學軍事，他一定願意。他就要逼你學軍事。那你到了美國以後，他管著你了？

主意不錯，好，他這個辦法想得好，我父親他這個當可上大了。

我就學軍事，這笑話就多了。

我考保定軍官學校考上了，我跟陳誠兄同學，他也第八期，不過我沒去。

那時辦講武堂了，講武堂的教育長熙洽是陳英的好朋友。陳英說，你到講武堂當學生去，我還照樣教你化學、物理。你當軍人，把身體鍛煉好一點，將來什麼都可以幹吶。

我說，好吧。

我去跟我父親說，我父親大吃一驚啊，他說什麼，你要上講武堂？你別給我丟人了，你去了幾天幹不了，再出來？父親是講武堂的堂長，他就怕我丟人。當然，我這人就怕別人說這話，我說，什麼？人能幹的，我就能幹了。假使你那些人，那些學生都幹不了了，那我不是一樣的，大家都幹不了；要是都能幹了，我就能幹了。他們都笑我，說你得了。這把我氣壞了。

我父親甚至答應說，你在講武堂要能畢業的話，回來我就給你當營長。

【編者注】一九一九年三月，張作霖將原東三省講武堂改為東三省陸軍講武堂，張作相任堂長，熙洽為教育長。第一期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入學，一九二○年四月畢業，張學良為一期生。

好了，我頭一個月就考了個第一，第二個月又考了個第一。

因為什麼考了個第一？也不是我出色，因為講武堂的學員都是軍人麼，我是個學生啊，我記憶力非常強啊想當初。現在老了，我到現在，那功課要緊的地方還能背下來呢。那麼在學校裏就鬧風頭了，就說這些教官因為我的地位關係呀，和我勾結作弊。忽然這一天，我們教育長就上堂了，他就宣佈說，因為學生當中傳說教官們作弊，我今天來就是要驗證來了。叫我們把座位都調了，大家彼此座位都調了。

他出了四個題。

我們是兩個教育班，我們這個班差不多一百多個人，沒有一個人答完全了，就我一個人答全了，四個題，我都答完全了，都答對了。他當時在堂上，說我這可沒作弊呀，你們看，你們誰也沒答完。本來大家還沒注意我、特別關注我，這麼一來，我在講武堂，在同學之中，在教官之中，就引人矚目了。我就這麼樣同郭松齡結成了朋友，這郭松齡也看中我了。

那個時候，張作相是東三省講武堂的堂長，我父親的兵權都在張作相那兒，我後來當軍人，一直都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張作相和我父親是拜把子，我們不是一家。

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奉天衛隊旅旅長，本來他想讓出這旅長職務的，就因為我，他不讓了。我在學堂裏還沒畢業呢。到第三期快畢業的時候，我就當了他衛隊旅第二團團長，那會我還在學校，還沒到任呢。不但當了團長，他的旅裏有事情，什麼參謀出缺了、副官出缺了、旅裏還有什麼問題了，他都要問我，要我過問。我那時候沒出學校呢，那我毫不客氣，沒有顧忌，就等於我當旅長了一樣。

所以，我在講武堂當學員，從我當衛隊旅長開始，我實際上成了張作相的代理旅長，他僅是名義上的旅長，我一直跟在他後頭晉升，他是師長，我當旅長，他當督軍，我就當他的師長，直到拿到軍權，我都不知道怎麼拿到的。

他老先生當師長的時候，很節儉。我們那裏，吃雞蛋有種吃法叫炒雞蛋醬，就是把雞蛋擱點醬炒鹹了就飯吃，他老人家早晨吃雞蛋醬的時候，一個雞蛋還要剩一點兒留著中午再吃呢！畢業後，我二十歲就正式當團長了。當團長的時候，我那些部下、那些小兵跟我開玩笑，管我叫「黃嘴鴨子團長」，意思就是還嫩著呢！我那個團的第二營營長，是當年我父親的一個號兵，他當了我的第二營營長，我小時候他抱著我玩過，（現在）我當他團長了。

他這小子總跟我開玩笑。

我非常認真，當團長的時候，外頭出操，我就在操場上站著不動彈，他跟我小聲說，他說團長啊，你回家玩去好不好？你不走，我們也不能走。他姓趙，我總說趙營長，你要再這樣，別說我罰你啊。結果我這個營長打仗，頭一仗就被打死了，我很想他。

第三章 女人們：生平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我從來不追女人的，很少，沒有。可以說一兩個女人我追過，其他的我沒追過。都是女人追我。

——張學良

一、賢妻良母于鳳至

那個遼源州的商務會長啊，後來就是我的岳父，他跟我父親非常地好，他看中了我父親。人們常說慧眼識真金，他說我父親這人可不是個平常人，他將來一定會有作為，就給我訂親家。我太太比我大三歲，就訂親了。我們那時候都要訂親，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什麼樣的，所以，我跟我太太就是不太和氣的。

我的孫子、孫女好多呢，那些亂七八糟的都是我太太把我放縱的。

我跟你說什麼道理，我跟我太太啊，我不喜歡我的太太，我們是媒灼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說，你嫁錯了人，你是賢妻良母呀，可是張學良不要這個賢妻良母。我是上戰場的人，那打起仗來，真不知道誰能回來誰回不來。我跟你說，她對我很好啊，怎麼好？我給你說個中道理，你們大家大概都不知道，我太太生我的這個第四個孩子的時候，就得了很重的病，差不多是不治之病。那時，她的母親還在，那我父親很喜歡我這個太太，我父親跟她的父親也很好，所以我們做了親。她比我大三歲，那會她病得已經差不多了，中外醫生都束手了，都說她一定要死了，那麼，她給我扔下四個小孩子呀。於是，我岳母和我母親她們就商量，我太太有一個侄女，就要我娶她這個侄女，以便給她照料她的孩子。

這我就反對，我跟她們說，她現在病這麼重，真要我娶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這邊結婚，那邊催她死嗎？那叫她心裏多難過？我說，這樣，我答應你們，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娶她侄女，你當面告訴她，她自己要願意，願意她侄女將來給她帶孩子，管著孩子。這樣呢，大家放心了。

她後來病就好了，沒死。那麼她就為這件事情很感動，所以對我也就很放縱，就不管我了，拈花惹草的。她也知道我和她不大合適。

（後來）她隨我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我的太太拜這個宋老太太為乾娘，那時候都興認乾親，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乾女兒。

【編者注】于鳳至曾拜宋美齡的母親為乾娘，宋母認她為四女兒。

二、我和趙四

有人開玩笑說，張學良跟趙四小姐恩愛。其實，如果不是把張學良關起來了，他可能早就去找別的女朋友了。

我跟你說，我這個生活呀，就到了三十六歲，假如沒有西安事變，我不知道我還會有什麼經驗呢。

所以，我現在的太太，有一天，她跟我說句話，她說如果不是西安事變，咱倆也早完了，我早不跟你在一塊了，你這亂七八糟的事情我也受不了。

我跟你說，她是這樣子，當年我到溪口（一九三七年一月）的時候呀，蔣夫人不讓她跟著我，覺得她像個姨太太一樣，蔣先生也是不方便的。可是到了北投（張學良在臺北的寓所），到了這個地方以後，蔣夫人非常喜歡她。我跟她結婚，差不多是蔣夫人的力量。我們結婚的時候，蔣公沒去，蔣夫人去了，可以說我們能結婚，有蔣夫人一半的力量。蔣夫人非常喜歡她，當年不喜歡她，後來非常喜歡。

三、非常喜歡梁九小姐

我過去做事情，我這個人我自己向來是有分寸的，我也知道我自己，我自己給我下個考語：平生無缺憾，唯一好女人。我這個也是（有）種種原因。

我的第一個原因，我父親也等於放縱我，也不是放縱。我父親他最喜歡晚上吃完晚飯以後沒事，他一個人坐在那兒喝酒，我那時候是專門找這個時候陪他喝兩盅。他喝酒啊，吃點肉，就跟他喝兩盅，他喝得多一點，也不是喝醉，喝得有意思了，這事兒就好辦了。要錢也好，跟他商量事兒，就好辦了。他有時候在我這個母親這兒，有時候在我那個母親那兒。

有一天，（父親）在我第五個母親那兒喝酒，喝著喝著他說，媽的，你這小子啊，你當我不知道你呢，你淨出去跟女人在外頭混，混女人。我告訴你，玩女人可以，你可別讓女人把你玩了。我的五母親說，得了吧，你兒子夠壞的了，你還教呢！

潘鄧，你懂不懂？潘安漂亮，鄧通有錢，這罵人吶，都說女人。「潘驢鄧小閑」，這你懂嗎？那個閑哇，就是侍候女人，你得有閑功夫。我說我呀，這哪樣都有了，可是我沒有閑。但是我有一樣，權勢。我年輕，我就有權勢啊，人還不是都喜歡權勢，可是我可以告慰我自個兒，我這個人從來不加女人以權勢的。我跟女人是這樣，你要不理我呀，我也就不朝前。

我跟你說一個人，現在這個人死掉了，她自殺了。你也許能知道，天津最有名的梁家，梁家有四位小姐。這個梁老頭是真有意思，他有很講究的大樓，樓上不點電燈，都點油燈。為什麼呢？怕電燈走火。那麼闊氣，沒有汽車。他是天津怡和的買辦，是何東最好的朋友。他有四個小姐，我非常喜歡他的九小姐，他這個九小姐嫁給這個葉公超的哥哥，自殺死的。

我就跟（她）開玩笑。她說，張先生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好不好？我問她，你喜歡我不喜歡我？她說我喜歡你，你不要跟我開玩笑。她說你能娶我嗎？你真能娶我嗎？

後來，她嫁人了，她嫁了以後，我還到（過）她家裏，可憐吶！她說，張先生你到我家，我不能請你吃一頓飯，我沒有錢請你吃飯。她死得很可憐吶，她爸爸很有錢，她出嫁的時候，葉公超的哥哥也很有錢，因為他有錢，她爸爸就陪嫁了四千塊錢，那麼葉公超的哥哥就看不上她。你聽我慢慢講她的故事。

葉公超的哥哥有肺病，到青島養肺病，她生了一個兒子，養肺病的時候，他很苦啊，她陪著。病稍微好點兒，在一個宴會的席上，有一位太太就跟她丈夫開玩笑，灌他酒，這個太太是誰，我現在不知道了，反正也是一個交際花之類的，灌他酒。他的太太就跟他說一句話，說你（病）剛好，你少喝一點吧。這不是好話麼？他過去就給她打了，給她一個耳光。

她轉身走了，坐火車上上海去了，自己坐火車，在火車上自殺死的。死了以後，她留下個兒子。

她這個父親死了以後給她留下四十萬，這四十萬塊錢，那時候何世理我們商量，大家說絕對不去給她丈夫，大家給她管著，等孩子大了給孩子，不給他。

可憐吶，這個女的，自己自殺了，吃了好多個洋火頭兒。很剛烈的一個人。

那個何世理的兒子的丈母娘，就是梁九的妹妹，梁九、梁十、梁十一，記不得是梁十還是梁十一了，我跟梁十是好朋友。這個梁家的太太非常聰明，這梁十也對我很好，她媽看出來了，她把她閨女送走了。（後來）梁十死在大陸上。

四、很多女朋友

我有好多女朋友，我最奇怪的是這三個女朋友的丈夫，那一個比一個不用說了，他們大概明明白白知道我跟他們的太太（的事），可是裝傻。不是沒地位，都是相當有地位的，很奇怪的。我就說奇怪的人、奇怪的事情。

有一樣啊，我有勢力，和權勢這也有很大關係，我並不是仗著我權勢來，人家是因為我的權勢而來，這也很有關係。還有我就不說了，我再說這個你就明白，女人要沾上我，她就不離開了。我要是年青人，我就開課了，講怎麼管女人的事情啊。

那三個女朋友是哪三個，我不說，我不說了。我告訴你這個，中外都算上，白人、中國人，那個嫖的不算，花錢買的、賣淫的不算，我有十一個女朋友，情婦！我的情婦算一算有十一個。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我說過吧，不是無名小輩啊。我到上海的時候，我到人家裏，她家請客。她給我寫過一個紙條，我說過嗎？紙條上寫的：請你可憐可憐我，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我就給那個紙條改了兩個字，請你可憐可憐我，今天晚上你放我走。這是誰，這不能說，不能講，這個人已經死了。

她是我表哥的姨太太，我表哥給我父親做部下。

她並不是個好人，是個暗娼，我表哥娶了她，那我常到他家去玩去，那時我才十六歲嘛，有一天家裏沒人，她調戲我，所以我壞蛋就是從她身上學來的，我也因此看不起女人。

我這個表嫂呀，大家都給她起個外號，說她是連長。懂得麼？她男朋友有一個連那麼多。

我再給你講一個，我這三個裏頭的一個，她的先生是個很有錢的一個商人，相當有錢。我跟他太太來往，他太太是中式女校的學生，上海一個女校的學生，我跟他太太來往。我專門講「春兒」的故事了呵，他的太太陪著我玩，常常兩個人開著汽車。有這麼一天，我到他家裏去，在客廳兩個人衣服都脫了，兩個人剛脫了，她跑了。她跟我講啊，她說所謂的她丈夫，實際是她姐夫，她跟她姐夫發生關係了，她離不開他了。那麼她就是她姐夫的外家，所以我就跟她倆玩，差不多就（發）生關係了嘛，她跑了。（後來）她回來問我，我不好意思，我怎麼說？我這人很規矩啊，這個地方向來我不強迫女人的，以後我就不來往了，我就不找她了。

過了兩年多了，她有一天上我這來，找我來了。她來了，我跟她開玩笑，我說這可不是我找你啊，是你送來的。她丈夫姓齊，我說你來你丈夫知道麼？咱倆的事你跟你丈夫說過麼？你丈夫呢？她說他讓我來的。我說他讓你來的，當然就可以公開了，沒事了。我就說這三個特別的，這個是她丈失有點事求我，這個事情給他解決了，解決以後，她丈夫跟她倆來謝我了，我跟她丈夫開玩笑，我說你別謝了，你也有代價的。她丈夫也笑了。

另外一個更奇怪了，另外一個人，我跟他太太非常好的，他看出來了，後來我和他太太發生關係了。她自己告訴我，她說他跟我講啊，你跟小張兩個人玩要小心啊，這個傢伙靠不住的。她說我噗哧笑了。還有什麼靠不住的，都已經發生關係了！

她丈夫差不多也知道，很奇怪的，她丈夫很有地位的，很奇怪，我打電話，她丈夫說你接電話吧，有你一個好朋友來電話。我在電話裏都聽見了。

我給你講一個真的故事，你不講心理學，你就不知道這男人的事情，很奇怪。

有這麼一個真實故事，還有首詩呢。他這個人吶，他這（兩）個太太，一個姐姐，一個妹妹，我這是親眼看見的。他姓蘇，大夥就管他叫蘇大個子，他的兩個太太，姐妹兩個，隨便跟人家搞，他不管。我親眼看見過，那時候我還年輕呢，十幾歲的時候，他請我吃飯，我親眼看見他太太，人家吃飯的時候，他太太就像一般的姑娘坐到人家大腿上，他的第二個太太，就是那個妹妹，飯還沒吃完，她們倆就走了。那時就覺得不是好事，她們倆就走了，待一會她們倆回來了，一點也不在乎。他也一點不在乎。

這還不是最奇怪的，後面的事情更難讓人理解了，這個姓蘇的人已經死了，病死了，兩個太太都自盡了。那這是怎麼個事兒？讓人不能理解，不明白。丈夫死了，（這）兩個人都死了。你說這是什麼道理？所以這人吶，有些個事情你不知道底細，你沒法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個事情。你說這究竟是怎麼個道理？他怎麼就兩個人都自殺？一個人自殺還不行，姐妹兩個人都自殺了。

男女關係要說保守，也要看是怎麼個情況．我跟你講，這個事情，我現在常常說這麼一句話，人就是一張紙蒙住臉，別把那張紙揭開，你要揭開了，那後幕就不定是怎麼回事，你別揭開。仁義道德，就歷史上那個理學家呀，你知道那個理學家的故事？宋朝的，我忘了是誰，他就是跟他侄女兩個人。那還是理學家呢，和他自己的親侄女，是誰我忘記了，說不出來了。

人就是一張紙，你別揭穿，你要揭穿就那麼回事。有句誰說的話，也很有意思，你知道清朝的大儒紀曉嵐他說的話嗎？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淫。其餘無可無不可。這是紀曉嵐說的話。

在西山，康熙皇帝就問他，你怎麼了，怎麼回事？哎呀，老臣吶，好久沒回家了。

他好多日子沒回家了，康熙怎麼樣？就賜給他兩個宮女。倆宮女陪他，你說這紀曉嵐的事兒。

我現在就是張狂。

我這人最好扯的，什麼話都扯。要是沒有太太、沒有女人，我更會扯淡，喝點兒酒（太太）就警告我說你不要再扯淡了。人家說老要張狂少要穩，我現在就是張狂。

天氣熱了，我前一段感冒就是因為脫衣服感冒的，老了，歲數大了！

我現在我不好意思說，我接觸了十一個人，這十一個人都是正經人吶。我接觸的一個小姐，我不能說這個小姐是誰，那簡直淫蕩極了，我沒看見過這樣的人吶，跟這個一般的姑娘不一樣，我從來沒看見過這個。我不能說她名字，這個人簡直啊，我跟你說她淫蕩到什麼程度，她每一回見我面，不管在誰家，她一定要來這個。

她這人奇怪了，她從來不跟我說實話，後來我並不太喜歡她。那我說你跟什麼人學來的？她就不說，不說啊！我這人最不喜歡人家不跟我說實話了。我喜歡女人我問她事，她就告訴我，我就喜歡。她不告訴我實話，我說算了，我不讓你說了。

這個人那簡直是，我所接觸的女人，就是賣淫婦都有，（但）都沒有她這麼淫蕩。我說這話，就是（說）這人和別人不一樣的。我有一次去跟她告別，我要走了，就去看她，見她一下，我說我要回東北去了。我剛要走，她說你就這麼走了？非要來這個不可，你說這人奇怪不奇怪？

她需要，她一定需要，當然我也曉得她一定旁的男人還有，但是，她絕對不告訴我別的男人誰，我想不明白她怎麼會這樣。後來這個人更好玩，我給她拿錢，把她送到美國去了，她跟老先生就是蔣先生的那個親戚，在一個船上。後來她回國了，到美國念書回來了，她是上海中學的學生，她回來了，我到旅館去看她，她頭一件事就要求這個事。我跟她說你到美國還不有的是男朋友嗎？你怎麼解決呢？她說那你管我怎麼解決呢？

我說，這個性欲高不高男女也不一樣，我看她大概非常需要。我跟你講，這人吶，我想我這個人也是天生的不同。這人的年齡、生活不同，對男女關係的要求也不同。

五、葉公超、顧維鈞逸事

對葉公超我看出了一件事兒，我不說這女的是誰，我不能說啊。我看出一件事，很怪。那個時候我不瞭解葉公超，葉公超與太太不和。有一次葉公超在病院裏養病，我看見一個女人來看他，我就很奇怪，這個女人來看他幹什麼。我不能說這個女人是誰，不是說是誰的太太，而是一個商家，很有名的一個商家的太太。我也認識這個太太，我還很奇怪她怎麼來看他呢？那你這一說我就明白了，他是好色。那個太太長得相當漂亮。不過我不曉得葉公超這段兒。

葉公超，我總管他叫小葉，怎麼管他叫小葉？

那時候他在梁家，我們在梁家打網球。那時候天津也很可憐的，只有梁家有網球場，我喜歡打，那麼就到梁家打網球。

他那時候剛從美國回來，大夥要買點什麼，就說，小葉你去買點兒冰激淋，買點汽水去，支使他。拿錢要他去，就支使他。他不打球，在旁邊坐著、跑腿。我後來就一直管他叫小葉。他對旁人講：他還管我叫小葉？

我跟他叔叔是好朋友。

他後來在菲律賓的時候，寫了一個東西，他還寫西安事變，他告訴我的。他說我有個東西。這個東西到現在哪兒去了不知道。他寫的一個東西，相當於他五十年的日記差不多，裏頭有西安事變。他跟我說，這個東西交給了一個人，我甚至可以找到這個人，現在說不來他叫什麼，中國人，在美國開了一個公司。他說交給了這個人的太太，轉到了這個人手裏頭。

他並且自個兒說：我死了以後，最好是五十周年的時候發表。這個事情因為蔣先生也知道了，蔣先生就叫我去給找這個東西，我特別託人去，這個人不提，說我不知道。那麼這個東西到底是在哪兒就不知道了。

有人就說，它在另外一個外國人手裏，不知道了。

孫中山我見過一回，病重的時候，在天津。

你知道他的病怎麼來的？就因為見我父親以後病的。他本來有病，見我父親那天很冷，大概屋子裏很熱，感冒了，所以，病情發作了。

他病重的時候，我去看過他，晚上去的。孫先生跟我說了幾句要緊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對我說啊，現在國家的責任就在你們年輕人身上，你是東北人——當然他不是特別指我的身份地位。——你們介乎日、俄紅白這兩大帝國主義勢力之間，你們很難應付，尤其是你們東北的年輕人，責任就更重。

這是我見過他的一面，生活中我有好多總理給我寫的信，都是總理簽字的，我想不起來擱哪兒了。

顧維鈞麼？當年我們擱北平的時候，我有一個女朋友，這個女朋友，你要問我，名字現在我也可以說。他看中了，他要我給他介紹，我說我才不給你拉皮條呢，你願意去你去，你什麼你都整？我說你什麼你都想，他就讓我給他介紹，我說我才不給你介紹呢。

顧維鈞這個人，我非常佩服，這個人吶，我批評他，實在是個能幹的人，但是他不賣力氣。他要是真賣力氣他真行，可是他不賣力氣。這個人，我跟他我們兩個人過得很好。

梅蘭芳看到他，都打千啊，所以後來我們到上海，梅蘭芳看見我就躲開，不好意思，名人是一個原因，我們是看他毫不客氣啊。我們奉天有一句話，非常到家的一句土話：洩底就怕老鄉親。你是怎麼回事，我都知道。他不願意讓人家知道這事，他已經是名人了嘛。

我跟他兩家很好，我們倆在一起，他太太也知道。我們在巴黎要出去玩去，他太太說叫他帶你去玩去。我在巴黎我也不會說法文呵，她說叫他帶你去嘛。

跟顧太太熟呀，我就是跟他後來的太太在一塊玩。楊＊＊還在的時候，那時候他倆就是公開的秘密，一點也不在乎，他們兩個人，尤其是這個楊太太，一點也不在乎，我真佩服她。我們在一起打牌，在一塊玩。

那時是西安事變之前，我總在楊＊＊家裏打麻將，他們倆我們嘴裏誰都不說，不過心裏都明白。看他倆的樣子，他跟楊＊＊的太太恐怕早就有關係了。為什麼呢？楊＊＊的太太生了一個小姑娘，小姑娘我看那已經三四歲了，那跟這個顧長得一模一樣的，那長得！我跟你不說正經事，咱們說扯淡的事，我們打牌，我心裏明明白白的，就不講他什麼事了，不給他講穿了。我們在楊＊＊家裏打牌，外頭有事請客，要到外頭吃飯去，牌也不打了，還說什麼啊？就走吧。他們兩個一定要上樓，要去待一會，兩個人幹什麼啊？明明白白地幹什麼去啊！吃完飯各人回各人家，散了，他倆一定上樓，她就一點也不在乎。

我在楊＊＊家裏打麻將，顧太太來了，拽著顧走，顧坐那兒就不走，這個顧太太指名罵楊＊＊的太太，指名罵，你這個不要臉的東西！這顧太太拿著茶水，給顧的頭上嘩嘩嘩地澆下去。顧呢，我就是不動彈。澆完了，她也沒辦法了，走了。她當我們面罵楊的太太，罵的那個話，不好聽得很吶，那楊的太太也坐那兒，也不動。我們在那兒也不好意思。

這個楊啊，也很奇怪，我跟他也很好。這個男人啊，他真的奇怪，他跟我們講過，他說，外頭的人都說我太太跟顧有關係，我說我看不出來。

可是呢，他也幹他的。楊另外有個女朋友，他這個女朋友是誰呢？那個駕飛機的叫什麼，你知道不？一個女的，那時候女的會駕飛機的，恐怕就她一個人。他跟她倆，公開地。他一天也不在家，我們在這兒玩沒他，他就跟那個女人去玩去。所以我們那時候說笑話，我們就在後頭說笑話，說他幹他的，她幹她的。就是哥倆分家，你懂得不？各人幹各人的。

顧太太，黃＊＊，不是現在的太太啊，看見我，說我喜歡她。我說你別往你自己臉上貼金。

她是怎麼回事呢？大概她是這麼一段事情，當年顧逃亡的時候，住在北京飯店，我去拜訪她，拜訪她是要打聽顧的消息。她就很隨便。她比我大差不多那麼一倍的歲數了，我討厭她透了。顧太太最壞，我不理她，她恨透我了。我和顧是好朋友，她有的是男朋友，我和她毫不客氣，我做的一些事情她氣死了。顧太太過二十幾歲的生日，我找到一張她的相片，上面寫著年月日，要按相片上的時間推算，那她當時才兩歲。我就說，你們看，這顧太太兩歲的時候就長得這麼大。這就是我幹的事。我看見有什麼毛病，馬上就給她說出來。

她和我已離婚的太太很好，一起打牌，她偷牌。就這麼一個人。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

——張學良

一、我的帶兵之道

你知道奉軍是怎麼起來的？怎麼叫奉軍？奉軍的勢力怎麼大起來的？

黎元洪當總統的時候，段祺瑞當國務總理，黎元洪買了一批軍火，計劃是從秦皇島上岸。段棋瑞就派個人，叫伍大泉，我到現在還記得，伍大泉奉命經手辦這件事，段祺瑞當時也正在擴充軍力。由於機密被段的陸軍部次長徐樹錚探知，他就同原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楊宇霆密商，由我們奉軍派兵去秦皇島截械瓜分。

那個時候我還小呢，奉天就派張景惠這一團人馬來了。那些軍火一到秦皇島，張景惠就把槍械全部劫走了。那麼，奉天就擴充軍隊了，擴充了五個旅，（那批軍火）大概夠（裝備）三萬人的。我現在記不清楚了，不知對不對。那個黎元洪要編三個師，那些軍火，是日本軍火。那麼這就成立一個奉軍，奉軍的名義就從這兒來的。那麼，這就壯大了奉軍，奉軍的勢力打這兒就起來了。

我父親是奉軍總司令，徐樹錚是副司令，楊宇霆是參謀長。

後來因為怎麼個事，我就弄不太清楚了。徐樹錚總想利用奉軍勢力消除異己，引起我父親的不滿。因此，當直皖於一九二○年六月火併時，就是徐樹錚以奉軍司令部的名義，請馮玉祥的舅舅陸建章吃飯的。那個時候，陸建章大概是給馮煥虎活動，徐樹錚把他請來，就在天津把他槍斃了。當時為這件事，我父親非常火，就把這個徐樹錚的副司令給取消了，派孫烈臣當副司令，這段大概查歷史能查到。因此楊宇霆，就沒敢回奉天，就走了。他回奉天甚至就可能處死他也說不定。

楊宇霆是在徐樹錚那一方面，大概是這樣。

後來我就慢慢起來了。

我講的這些都是實錄呀，這裏頭的情節是非常複雜的。

【編者注】秦皇島劫軍火一事，時問為一九一七年二月，總統應為馮國璋，不是黎元洪。徐樹錚任奉軍副司令一事，時間為一九一八年三月。徐樹錚誘殺陸建章一事，時間應為一九一八年六月，不是一九二○年六月。張作霖解除徐樹錚副司令職務一事，時問為一九一八年八月。

第一次直奉戰爭，（奉軍）分東路軍和西路軍。西路軍是整個垮了；東路軍分三個梯隊，頭一個梯隊是張作相，他那個梯隊也垮了。第二梯隊是我．第三梯隊就是李景林。那時候他是旅長，我也是旅長。殘餘的兵力就是我們這第二梯隊和第三梯隊。等到山海關阻擊戰，就是我們這兩個人領著兩部分人打的，打得很凶。其餘的全垮了。

那時奉天的兵權都在張作相手中，我父親的性格是，交給誰就是誰了。

等山海關戰役打完了，大軍回到奉天，奉天就成立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我是整理處的參謀長，整理處有總監，有副監。實在說呢，副監就是姜登選，這個姜登選怎麼跟這個郭松齡鬧不和？這個話說來太長了。他是副監，實際是他負責任，但是一切軍隊的問題，都是我在負責，調動軍隊了，整理軍隊呀，都是我負責任。

我那時候二十二歲。

我怎麼會拿了這麼大的軍權呢？張作相的軍權怎麼到我手裏去了？這事我後來才知道的。

原來是奉天的張作相和一些旅長，給我父親寫了一個條陳，勸我父親說，回奉天後要整頓軍隊，並要求讓張作相推薦我。我是在多年後，在我父親的公文桌裏看到這個條陳的。

整理處有兩個副監，一個是孫烈臣，但他是不來的，名義上是副監。再一個副監是姜登選，行政由他負責任的。我是參謀長，整頓軍隊的事情全都交給我，都是我負責。

軍隊大整頓、大改編後，舊派、新派就是從這兒分出來的，舊派有人反對我，就是因為這個事情，那我毫不客氣，給槍斃了好幾個。

第一次直奉戰爭打敗仗了，回來搞審判，我就給槍斃了好幾個。所以奉天的老派人恨透我了，我這個人，不是老實人吶！

我跟你講啊，我很少上前線督戰去，很少。我把命令下了，你就照那樣去做。我的部下現在有的還在，你可以問他們去，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我把事情交託給你了，無論做什麼事情，你負責任，我決不干涉你那一套，但是，你搞壞了，我可毫不客氣，決不饒了你。

現在我已經九十歲了，人吶，主要是心情，心情要開朗、開放，不在乎。我不是說笑話，我這個人也許明天早上一槍就要把我槍決了，我今天晚上還睡我的大覺。我作戰的時候就這樣的規矩，也可以說是學的拿破崙，我把命令下完以後，我就睡覺去，我睡覺是脫光屁股睡覺去，從來不穿衣服睡覺的，穿衣服睡覺我會睡不好的。尤其冬天，我要穿衣服睡覺我會冷著的。因為我不會把被子蓋得那麼嚴，醫院、旅館的那個被子我絕對不蓋的，我蓋不了，我一定蓋軟被、很軟的。

所以，我作戰時把命令下完了，我就睡我的大覺，沒有事情不興找我，有事情再說。

【編者注】第一次直奉戰爭，時間為一九二二年四月。東三省陸軍整理處成立，時間為一九二二年七月。

第一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我帶著一（個）團，我們非常吃緊的時候，敵人把我們包圍了，我們就決定突圍了。那麼就由郭松齡，他帶著三個團，我們是兩個旅四個團，那麼我拿著一團人來守主陣地。

我一講到這兒我心裏非常難過，我喜歡我的部下，我真喜歡我的小兵啊。那麼怎麼辦，我負責任帶著人，防守這個陣地。假如敵人要把這陣地衝了，那就完了，整個全軍覆沒啊。因為郭松齡帶著三團人前往埋伏，我拿一團人在正面擋著，很稀薄的。那麼，我就晚上到前線去督戰。

我一到前線，這些小兵，還管我叫團長，看到我就喊，哎呀，團長你跑這兒幹什麼來了？我說，我不瞞你們說，咱們現在非常的危急。我把軍情告訴了他們，我說，怎麼樣？我現在派了郭松齡帶著三個團迂迴到敵人的後頭去了，現在我們一團人擺在這三個團兵力的正面，假如敵人他們今天晚上要攻破這兒，那我們就完蛋，整個就完蛋了！所以，我要在這兒，跟大家在一起。

哎，你回去，你不要在這兒待著，好不好？

我說，我跟你們在一塊兒。

不要，不要，團長你回去，他們說，要是把我們都打死了呀，那是沒辦法了，假使要是有一個人在，團長你放心，我們絕對不退卻。你回去吧！

我說我跑得很渴呀，我要喝點水。

他說，那不是有水麼？你拿回那邊喝，你趕快回去，我們送你回去！

我說，不要，不要，那樣不行，目標太大了。我一個人跑回去，我就在那個村莊裏面呢，我跑回那個村莊大概有兩三百公尺，我能跑回去，你們不許動啊。我就怕槍炮把他們打著。

我一個人從這戰壕跑，大家都站著，看著我一個人跑。

我和部下都很親，很親。

東北軍最厲害的就是炮兵。那時，中國的炮兵可以說沒有正式訓練過，從東北軍開始，才有正式訓練。這個炮兵那是鄒作華的功勞，鄒作華那時候是投降我的，他原來是段棋瑞的邊防軍呀，他訓練的東北炮兵是真正的炮兵。

怎麼叫「正式訓練」呢，炮兵有一種急速的炮，比如說我們的炮兵擺在哪兒，敵人是不知道的，他看不見炮兵，我們可是照樣打他，這是一方面。二呢，東北的炮兵多，怎麼多呢？國內多數炮兵都是買外國的炮，一個炮頂多帶五百發炮彈，唯有東北軍的大炮是我們自己造。

我們的炮彈怎麼樣子，是什麼炮彈？叫順發炮彈，怎麼叫順發？人家外國，像日本的炮彈，一種是空炸，一種是碰炸，就是碰在地上炸。我們這個呢，就是在炮彈前頭有個東西，像管似的，有個彈簧在裏頭，它打到地下，會馬上蹦起來，再爆炸，所以叫順發炮彈。還有一種呢，不是順發的，前頭沒那塊玩意兒，就是直接爆炸的，那都是奉天兵工廠造的。

實在地說，東北軍威風大的原因，也不是東北軍比旁人能打，就是這個炮兵厲害。

我們打南口的時候，跟馮玉祥打仗，他那南口守得最厲害了，我們有兩個團七十二門野炮，差不多最少也打了五六萬發炮彈，因為是我兵工廠自己造的炮彈，這個炮彈可跟外國的炮彈不一樣，沒人家那麼好，可也是炮彈。

【編者注】鄒作華，一八九四—一九七三年，字岳樓，吉林永吉人，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出身，曾任奉軍炮軍司令。

第一次奉直戰爭的時候，段祺瑞方面是非常贊成的，因為他要報直皖戰爭之仇，利用奉天來報這個仇。這樣，出走的楊宇霆就回到奉天了，那時候我父親的參謀長姓齊，我父親不喜歡他，不用這個人，楊宇霆就接替了他，回來當參謀長，又回來了。他曾對我說，我當年在職的時候啊，如果你能幹點什麼，那奉天肯定比現在還強。所以，那個時候，楊宇霆就抓住我了。那麼我就外出帶兵打仗，他在裏面策應，輔助我父親。

後來我跟楊宇霆弄得不大和的原因，就是因為郭松齡，郭松齡根本就和楊宇霆不和，怎麼不和呢？楊宇霆當年當參謀長，郭松齡是一個少校參謀，是陸軍大學畢業的，回來的時候當了中校參謀，他為借錢也不知為什麼，他倆就弄翻了。郭松齡這個人，性情非常暴躁，就不辭而去，走了，到廣州去了。為此，我和楊宇霆多少就有點隔閡。

二、吳佩孚：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

你要寫我呀，你想問我的事情，包括這個問題，我都忘了，那是你的事，你願意怎麼寫，怎麼寫，我毫無意見，我也不改，只有事情有錯的，我可以改。其餘，你要怎麼寫，我毫不改，我也毫不關心。你願意罵你就罵，你願意說你就說，我毫不在乎，我就是這樣一個人。你隨便，你願意怎麼寫，怎麼寫，我也不給你送運動費，讓你誇誇我。

我看你寫的那個李德鄰的回憶錄，你給我的，我不是完全看，稍微翻了一翻。

【編者注】李宗仁，字德鄰，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年，今廣西桂林人，國民黨高級將領。《李宗仁回憶錄》，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

北洋的那些個人，我知道的那我都可以給你講，一個一個講。

第一個，我先說說跟我打過仗，我的對手吳佩孚，我最不佩服他。

他那真是「西蜀無大將，廖化為先鋒」。我不曉得吳佩孚當年怎麼會得到那麼大的名氣。當然了，他是能夠寫點字的人，當年帶兵的大都是老粗啦。但也許因為這個原因，說到他作戰，那是毫無能力，我真是看不起他。所以，第二次直奉戰爭，叫我們給打個稀哩嘩啦。當然，第一次奉直戰爭，我們是打敗了，那時候因為奉天軍隊太不行呀！

我就說我對他的印象，我給你講幾段。可惜呀，非常的可惜，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有些文件落在我手裏頭，這個東西我當寶貝留著，可惜在北京丟掉了，在我家裏丟掉了。

我說的這個東西，大概你兩位都沒看過。就是從前辦壽給人寫東西用的一種印得很好看的紙，（吳佩孚）他老先生他都印好的。我們在哪兒得到的呢？那個時候，陝軍第一師師長叫張治公參加了山海關之戰，張治公被我們打得最緊張的時候，向吳佩孚求援。吳佩孚是總司令，就給他寫了這麼一個東西回來，他也不像我們軍隊下命令，有一定的規矩，他就隨心所欲給寫了這麼一個東西。後頭我忘記了，要緊的是前頭，頭一句：張學良黃毛乳子算什麼東西？底下就是寫你不必怕他了，本大帥明天到那兒，他立刻就得跑掉！他一來，我就得跑！

你說我拿著這玩意兒，我怎麼拿到的？我們把張治公打敗了，把他司令部都給抄了，這樣看見的。我看見大笑，你這樣指揮軍隊，這軍人他怎麼能給打仗？

這是第二次奉直戰爭，我把這東西留下來，當寶貝留著，我自己想裝個鏡框擱屋擺著，呵呵。

真是看不起他，這個人除了會吹之外，沒有別的。第二次奉直戰爭還有一件事情，他手下有個旅長，姓馮，在山海關的一個角落，山海關正面的左翼，我們的軍隊給襲擊了，叫我們給打敗了。這個人好像叫馮玉榮，山海關打敗了，這個人就自殺了。那這是一個很有責任的人呵，（結果吳佩孚）他到那兒去，把這個人腦袋給割下掛起來！

這算什麼呀，你指揮部下，對部下是這樣對待？！人家已經自殺死了，你還割下人家腦袋幹什麼呀？要殺的話，應該殺你自個兒！

我跟你說，我現在給你解釋這個，他這個人真是不會用兵，山海關作戰的時候，我們奉天實實在在地出了七萬人，他光山海關來的二十一萬，比我們多三倍，但怎麼叫我們給打敗了？你不是軍人，我說這話你恐怕不太明白，我們軍隊裏最忌諱的一件事情，叫各個擊破，他把他的軍隊就是陸續地增加，明白？來了一個師，叫我們給打完了；再來一師，叫我們給打完了，他繼續增加。那這原因，也不光是他指揮軍隊指揮得不好，他的這個後方的交通呀、運輸啊，他海上還運輸呢，他把交通指揮得非常混亂，軍隊運不上來。所以，沒等他增援的來，就叫我們給打敗了。

【編者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問為一九二四年九月。張治公，應是陝軍第二師師長，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任第七路司令。馮玉榮，直軍第13混成旅旅長。

第二次奉直戰爭，山海關作戰的時候，我們沒打成功。

山海關是我們的正面，是我的第三軍團的正面，事實第一軍團軍團長是姜登選，副軍團長是韓麟春，第三軍團我是軍團長，郭松齡是副軍團長。實際上，在前線指揮的，一個是韓麟春，一個是郭松齡。在後頭，我就跟姜登選組織司令部，當年就叫一三聯軍，我等於是總司令，姜登選等於我的副司令。

山海關是我們第三軍團的主攻目標，我們死了很多人。我跟你講簡單一段，攻堅的時候，我有一個團呀，差不多整個全完了。然而，由韓麟春指揮的第一軍團卻把九門口那打開了。

我就決心把郭松齡的第三軍團的軍隊都調到九門口去，這就有很多的問題來了，山海關正面怎麼辦呢？所以，我說吳佩孚那真是沒有用呀，我們山海關就擱了一旅人在這兒守衛，旅長是闕朝璽。這個人在東北軍裏頭，是我們看不起的一個人，後來當了漢奸。假如當時吳佩孚能看明白，他要從山海關打出來，那我們就完蛋，我們沒有軍隊了。

結果，吳佩孚終於沒有看明白，他不會出關，就死待在那兒，死守著山海關，所以，我就說吳佩孚是沒用的東西。不但吳佩孚，就連馮玉祥的軍隊也都如此，馮玉祥的軍隊很會打仗，比吳佩孚軍隊還會打，但是不會活用，簡單說也是沒有軍事人才。

三、郭松齡：寧折也不彎

這裏頭有點小問題，我們奉天歷史上就有這個問題，韓麟春呀、姜登選呀，他們是叫士官派，那麼郭松齡是陸大派，像我們講武堂底下出來的，算是跟陸大派一系的。

那麼他們就不太和，所以，後來郭松齡怎麼把姜登選給槍斃了呢，也有旁的意思。我是在他們中間調和的。姜登選當時是奉天整理處的副監，我是整理處的參謀長。郭松齡有一點點我最看不起他，我說他，比女人還小器，他就非常不願意，常常不願意我跟韓麟春、姜登選他們一堆玩呀、說話呀，用女人的話（說）就是吃醋。

話又得往長說了。九門口那邊是韓麟春第一軍團打開的。那麼，我們就要增援韓麟春、姜登選。現在把郭松齡的軍隊調過去，幫助繼續打九門口，郭松齡他心裏就有點慚愧呀：我沒把山海關這方面打開，現在就是幫著人家去打呀。

我們是第三軍團，一個軍團三個師了，那時候叫三個旅。那是早晨，直系軍隊在高山上都看見我們的軍隊了，從九門口進去，擺開往裏走，擱山路往裡加軍隊，增援來了呀。

這三旅人差不多走了一天，都是很窄的山路往裏面進。那麼，郭松齡的心裏可能就有點不願意，山海關沒打下來，嫌丟臉了。到那兒去他們就鬧意見，進去就吵架了。

起因是為一件小事，郭松齡就火了，跟姜登選鬧意見，他不打了。他把軍隊從前線帶回來了，都調回來了，夜間呀，說起這段呀，我差不多又掉眼淚了。我在後方軍團部，他們打來個電話，說郭軍團長把軍隊都帶回去了。啊？我就奇怪了，哎呀！

我明白了，我就趕快跟郭松齡通電話，我罵他兩句，我說，你幹什麼？你怎麼地？你要幹什麼，你怎麼把軍隊帶回來了？為什麼？他哢嚓把電話摞下了，他不說了。我說這事兒糟了。韓麟春就諷刺我，說你看你，把這個郭松齡慣的！姜登選說，得了，你別再對著老弟，把老弟整苦了，你別管他了。我說我趕快就去。

那麼我就去找郭松齡，晚上黑，痛苦呀，不容易。山路，我騎著馬，差不多夜間跑了九十里，我要找這個郭松齡，找他的軍隊。路上就碰見我的軍隊都回來了，我問他們，怎麼回來了，為什麼回來？他們說，是郭軍團長下的命令。

於是，我就給他們下命令，原地停止。原地就都停下來了，我說，郭軍團長在什麼地方呢？他們說，我們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哪兒，好像在前邊呢，他好像出來了。

找到郭松齡，費了很大勁。郭松齡在一個小店的小店房，在那兒睡覺呢！天要亮還沒亮呢，他在那睡著了。他一看我來了，很驚訝。我說，茂宸，起來，起來。我找來，他感到很奇怪。那個小店房有個後院，我就拿上板凳說，咱倆到後頭說去。

我說，茂宸，你要幹什麼？他是我老師呀，當年是我的教官。我說你是我的老師，你的歲數比我大，我這套都是你教給我的，我說你要幹這件事情，我是你的學生，我也是你的後輩，比你年輕。我後來說，我說可是你忘掉了，今天這個事情不同了，我是你長官，你是我的部下，今天我是你長官。現在就咱們倆人，我來見你，我身上什麼都沒帶，而你手上有槍，你現在要幹這個事情，要想把軍隊帶走，那你應該先把我打死。我說，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長官，你就動不了，我就要給你下命令！你現在有兩個選擇，要麼把我打死，要麼你聽我命令。你自個兒選擇！

後來，郭松齡就哭了，就好像說，我慚愧呀，我沒把山海關打開。我現在跟著人家，幫著人家去忙。因為另外一件事情，他們又這樣子，好像在羞辱我。

他說，我很難過，給你丟臉呀，我說，你不要那麼講，給我丟什麼臉？他說，我現在只求一死。我說，你不要說這話。

他哭，我說，你何必掉眼淚呢？

他說，我現在呀，我不去幫（人家打），我求一死，我願意自己死。我說，那好，你既然決心要死，那好辦呀，你說你給我丟人，你沒把山海關打開，你現在又決心一死，那你上戰場上去死，你拼命往裏打，那你不是又給我增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麼？要死，你死在戰場上好不好？

他點頭說，好！

那時，天也亮了，我說，我一宿沒吃飯，你也沒吃飯，喝點稀飯回去。這樣，他人也好了，回心轉意了，又把軍隊帶回去了。

我給你講，怎麼把人家秦皇島給打下來的。

白天郭松齡就帶著三旅人，從這九門口進去了。後來我們打勝了，人家直隸軍說了我們才知道，那山上敵軍都看見了：唉呀媽呀，奉天到底來了多少軍隊？昨天白天進了一天，今天又來了。怎麼來那麼多個軍隊來夾擊九門口來了？

敵人哪兒知道，郭又把軍隊給帶回來了！

就好像作假一樣！把那敵人嚇壞了，說這傢伙他們來了多少人吶？

其實都郭松齡一個人幹的事，他老人家是沒管旁的，先聲奪人，就拼命打進去了，一下子就打到秦皇島。地形你知道？整個把山海關包圍了，所有的火車都給切斷了，火車都出軌了，哎呀，後來我到山海關看，張作相捂著我眼睛，說你別看。唉呀，軍人到那個程度上！

我有一個團長，這個你不知道了，我後來獎賞他，給他張家口的督統（做），大家都很奇怪，督統那個時候差不多軍長才能做，那他們就不知道這段故事。當時就是他當這個團長，頭一個打到秦皇島去，他給我寫個紙條回來，他說，軍團長你趕快派軍隊來，我逮到的俘虜，不要說拿槍，光拿嘴巴子都能把我的兵吃掉！他一個團，俘虜了一萬多人吶，那麼樣厲害的軍隊！我就趕快到秦皇島去。我們那個小兵，對俘虜喊：「架槍！」「面沖裏！」「不許往外看！」一切尊嚴全無。兵敗如山倒呀。所以，我就跟我的部下說，你看看，我們帶兵的，該有多難過，你想想，這個滋味呀，我是當軍人的，我看著很難過。

就這樣子把吳佩孚打個稀哩嘩啦，打完了，就是因為（郭松齡）他這一怒，所以我說是天意呀。

【編者注】士官系，指出身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將領，以楊宇霆為代表。陸大系，指出身於北京陸軍大學及保定軍官學校的將領，以郭松齡為代表

我一生常自詡，不怕死，不貪生，不屈服，不賣國。要講起我的歷史，那笑話多了。

我跟吳佩孚在山海關作戰的時候，你猜我跑到哪兒去了？我跑到秦皇島去了。我在秦皇島打網球，還洗了澡！

我跟英國海軍船上的人認識，就弄了個小艇。

他說，我把你眼睛給你蒙上。我說，為什麼？他就開玩笑說，你過分，到秦皇島要經過山海關，人家的陣地你不就都看見了麼？我們坐個觸板，划著船，就跑到秦皇島去了，到秦皇島洗了澡，打了球，我就又回來了。

我部下說，你這不是開玩笑，你這是冒大險。要是人家知道，就把我俘虜去了。這就是我幹的事。

郭松齡這個人，非常猜忌，比如說我們一個團裏頭，有三個營長，那他一定配上互相牽制的人在裏頭。我跟他說，茂宸，你怎麼這樣幹法？我說，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疑他，就不用他．我要用他，我就全權交給他。

那他說，我可不是這樣子，人可不能這樣子！

唉！我說，茂宸，假如我對你那樣子呢？

他說，咱倆的關係不同嘛。

我說，茂宸，也不是那麼不同。

待人吶，不容易呀。

他自己說，我要不是遇見你呀，就沒有今日。我們夫婦倆在家裏，只有兩個茶碗，一個茶碗還是沒把的，就可憐到這樣。沒有你呀，我也早就完了！

他當年是我提拔起來的。言下之意，不是我，他這個人就完了，不定怎麼樣了，也許被長官槍斃了。

他自己給他自己下了一個考語：「魯莽躁切，跋扈侵權」。那他真是這樣，我也早看出來了。不僅我自個兒知道，我也公開跟他講過這話。

這個郭松齡要叛變，有叛變這個心呀，我早就看出來了。他隨時有叛變的可能，你看他就敢那麼幹嘛。

完了以後我就勸他，我說，茂宸吶，你怎麼這樣呢？他就告訴我，他說，我寧折也不彎。我跟他說，茂宸吶，我這人可跟你完全不同，我是寧彎也不折。他說，你怎麼這麼大哲學？我批評他說，不是哲學，做人嘛，你怎麼能這樣呢？

我說，茂宸，萬一你有什麼事情，我一點不在乎。即使你叛變的話，我也問心無愧。

我父親罵我一句話，說，你除了老婆不跟郭茂宸去睡之外，吃一個水果，你都要給他一塊！

所以，後來他叛變，我當時就有這個意識。我說，你就是叛變了，你也出不去我這手，換句話，你叛變，我能把你制止。到後來，他真是叛變了。

他叛變失敗，怎麼失敗的你知道不？跟他老先生呀，我差點沒投了海呀，他把我整的。

我父親呢，這麼說好像是誇我的，我是領導，好多事他都要聽我這套。我給他上條陳，他不聽。他不聽主要還是楊字霆在裏頭（的緣故），那郭松齡的問題，我早就看出來了。

這個第二次直奉戰爭完了，就分配權力。分配權力郭松齡沒分配著。郭松齡他自己就跟我講，他說，算我倒楣，當你的部下。旁人都起來了，都是督軍了。我不但沒有督軍，還是在你底下當個副手。可是你被你爸爸壓著，我可倒楣了。

換句話說，那時候要人打仗幹活都是我的軍隊，可是請功領賞不是我。

所以，我給我父親上條陳，他便不高興了，我父親罵我說，你小子要地盤？我說，不是，不是那個意思。我的意思就是給郭松齡一個地盤。我說，你這樣可以安撫他，你不願意給他，你給我個名義呀，我實際上交由郭松齡來管，由他來做就是了。我給我父親做了很大一個計劃，他不聽。

老帥為什麼不同意這個事情，我不能很有證據。我父親不聽的主要原因，與楊宇霆有關，在參謀部裏，我父親聽他的。

他老先生叛變的時候，給他奉軍所有的軍隊都打了個電報，說是公舉我當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事發後，我就坐船到了秦皇島，去見他。但他不見我，他不見我是小事。可我接到奉天發來的電報，這個電報我一看很奇怪，開頭稱我張漢卿先生閣下，後頭題名張作霖、王永江。我父親喊我張漢卿先生呀，你說叫我難過不難過？那麼電文呢，就說現在那些個軍隊呀，公舉你當東三省總司令、奉天省長，請你回來接事吧。你說，我看了那電報，心裏多難過？要不是部下看守著，我真是差點投海了。

真的！那時候，大家就不明白這個叛變到底怎麼回事，連我部下也不知道，也不懂得。開始時，大家不知道這個事情我到底處於什麼位置上，你明白了？都懷疑是我們兩個人鬧的鬼。你知道，因為我們倆太好了！

那後來怎麼樣？後來呀，人們一直都認為我是他那個叛軍的總司令，他是副司令。

郭松齡到了新民府．他已經差不多完全成功了。他知道對面就是我，我在對面跟他拼了，我還照樣給他寫信，跟他開玩笑。這時，他自己就任了總司令，這是他第一個錯誤。第二個錯誤，是他把我的信都給公開了，給我的部下看了，什麼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以此來表示我對他最好。可是，這樣一公開，那些旅長、團長都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不打了。

說鄒作華放出去的炮彈不爆炸，那說的是假話，不但那樣，鄒作華當時還真心幫他。

【編者注】郭松齡倒戈一事，時間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或說廿四日，到十二月廿四日兵敗被槍決。

郭松齡倒戈失敗以後，失敗的過程就不說了，那更有意思，那些故事吶更有意思。

並且我也給郭松齡太太求情，我說她是女人。我父親大罵我一頓。在電話裏罵。

我給他求情，我說，他當然應該處死了，他有罪了麼，但應該開個軍法會來審，要他說出來，他到底為什麼？

我平常是非常佩服他的，到最後我很看不起他，到最後要死的時候，呵，沒出息。你跑什麼？要是我，我不跑。這是你的事情，這樣你往哪兒跑？就是一死麼！

到後來把他抓住後，他給我寫個條子，他就說只求速死。很可惜我把這條子弄丟了。

郭松齡起兵倒戈的動因呢，和他太太有很大的關係。起兵之前，他跟馮玉祥聯繫，又聯繫上了，因他太太聯繫上的。郭松齡失敗以後，他的四個軍長有一個軍長跑了，有個軍長是在另外的地方就沒回來，他三個軍長都叫我俘虜了，都是我的部下啊。我說你們這三個人啊，你們怎麼不跑呢？我說好吧，你們各言其志，你們能走遠麼？你們說你們想怎麼的？誰也不吱聲。

我說好吧，你們不願意當面說，那就一個一個說。

有一個姓范的，他說我跟郭軍團長也沒有什麼關係的，司令是知道的，我是沒辦法，讓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你饒了我吧。

第二位，姓劉，他弟兄三個都是我的部下，一個打（仗）受傷了，一個陣亡了。他就講，軍團長，你念我們弟兄三個，一個殘廢了，一個死了，這賬，你找茂宸算就是了。

第三個，這人叫劉偉，原來也是我的一個大部下之一，性格倔強。我問他，劉佩高，你怎麼幹這個不是人的事？劉說，有不是人的長官，才有我這個不是人的部下。他跟我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忍心把我們槍決，那好，你給我一把槍吧，我自殺算了！

前面那兩個我沒用，劉偉我又用他了。當時我又給他任命，還是當旅長，把軍隊還給他，後來，同馮玉祥部隊在南口打，我就把他派前線去了。

我父親的一個參謀處長給我打個電話，他說，你好大膽子，你怎麼把他派前線去了？我說，你是大本營，你有什麼命令你給我下好了，但你不要干涉我的行動，那是我的職責，這責任由我來負。

過灤河，他打前線，他那時候當旅長呢，他率領的一個整團，十三個連長都先後陣亡了。他自己講，他就在前線督戰，旁人都能退卻，我決不能退卻！我退卻，人家會說我是假的，旁人都能保生，我只有陣亡。

這個人，我很喜歡，他一度出任第十一軍軍長。但很可惜，他由於思想壓力太大，後來竟然精神失常了，提起這事，我心裏難過呀。

四、南口軍紀案

我跟馮玉祥是拜把兄弟，馮玉祥倒戈完全跟我有很大關係，我給了他五十萬塊錢，那時候我們秘密勾結，誰也不知道，一點兒也不知道。是一個牧師，姓劉的，是個美國人，奉天青年會的總幹事，他給我們拉的關係。

剛才你問我佩服誰，這軍人當中啊，我最佩服徐永昌，跟我的脾氣差不多。打了敗仗了，他跟我講他幹什麼呢，他什麼嗜好都沒有，麻將也不打，酒也不喝，專門喜歡跟女人扯淡，最喜歡女人。他在鄭州的時候，已經打敗了，那時候國民政府軍都來了，他帶著山西軍隊和馮玉祥的軍隊在前線作戰，軍隊都退了，他老先生還跟那女的在一塊堆兒扯，那個女人哭，捨不得。

傅作義跟我很好，怎麼很好呢？我讓你知道這個內容。我父親下命令要把傅作義槍決了，我就沒給他槍決。為什麼啊？已經投降的人，暗中我就把他放走了。他跟我一個參謀長是同學，住在我參謀長家裏。

【編者注】馮玉祥倒戈一事，指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總統曹錕，時間為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二日晚。徐永昌，一八八七—一九五九年，今山西原平人，高級將領。

我父親這人吶，給我的任務向來都是無法完成的。那時，在南口戰役中，奉天的第一師師長是穆春，他的這個師打仗很出力，是吳俊升從黑龍江帶過來的。第一師經過小庫侖時，他們在一個喇嘛廟裏歇息，就把人家廟給洗劫了，把好多值錢的東西給槍走了。以後呢，人家就告到我父親那兒，我父親就給我下命令，把這一師全體人都槍斃了！你說這個讓我怎麼完成？那我就想啊，這件事情，要查出來是誰幹的，是他們這個師的哪一個團，是團裏什麼人幹的，把那個負主要責任的槍決就行了，然後再把這個師給解散了。

後來，我就把士兵給解散了，把那些有銜的長官們召喚到我這裏來。我的意思是把軍官們叫到跟前，我就宣佈，這些事情，讓他們舉出來是什麼人幹的，由我負責到老帥那兒求情，誰有責任就辦誰，其餘的人都無關。

可是，沒料到我那侍衛長年輕，不善處理問題。這些長官們來的時候，他們身上都帶有槍，都帶有隨行兵。

這個時候，在車站的外頭，在票房那裏，我們裏頭有一個傢伙，不守紀律，他想發財，幹什麼發財呢？他看見人家帶槍，他就要繳械，人家就給他一槍。

聽到外頭「叭」的一槍，這裏頭可不得了了，我的衛隊就開槍了，對方也開槍還擊，這就打起來了，我的衛隊長被打死了，還有我一個姓唐的秘書也被打死了，幾乎也把我打死。

那槍彈都往我這車廂上打，我的秘書們嚇得都趴在地下把痰桶給戴上了，那痰桶——鐵路上做的都是鐵的，有那麼厚——都中彈了。打死了好多人。那時，朱光沐還不是我身邊頂要緊的人，自從打死了不少秘書，他們就從這時起來了。

後來，我的衛兵就開了機關槍，幾乎把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傷的傷，僅有幾個人逃走了。唉呀，我難過極了。其實，許多人都不相干。

我說，算了，算了，別打了，別打了。我氣死了。

我就叫我的一個副官，是我原來的一個參謀長的姑爺，這參謀長打仗打死了，我特別關照他的姑爺，讓他當副官。我讓他出去喊話，就說大家不要打了。就聽「砰」的一聲，那邊的人就給他打死了。

我的人打紅了眼，這兩架機關槍架起來打，打得傷的傷、死的死，都不動彈了。我說得了，死了的給埋葬了吧，那些傷的就給他們治呀。在這兒一扒，裏頭還有活的，挖出來一個活的，這個活的是誰呢？是穆春的參謀長，他的參謀長是誰呢？是當年我在講武堂時給我講地形的教官，一身都是血。

這參謀長跟我見面就說，軍團長啊，我不幹了！說什麼也不幹了！我什麼事兒也不想了，你給我幾個路費，我要回家。我就說他很有意思，他沒死，渾身都是血，也沒受傷。後來回家了，呵呵。

【編者注】南口軍紀案時間約為一九二六年六月。

五、張宗昌之死

你說張宗昌後來被我接到北京來了，住了一段又接到天津去，被人暗殺死了，我很難過。是誰說給你聽的？你擱哪兒看的這些？什麼時候？胡說八道！

張宗昌逃到日本，後來在日本不能待了，錢也花完了，他就回到北京。那麼，我就勸他，我說你呀，好好在這兒待著。那時候我也沒太多錢，我一個月給他三萬塊錢，他那個腦袋，花錢花得冤大頭似的。我說你好好在這兒待著，總有一天用著你的，中國和日本總有一天會打的，總有一天要打起來，打起來你最好的用武之地是到東北組織游擊隊，這是你最好的出路。

他自己這麼講，他說南京我去不了，陳英士你曉得嗎？陳英士就是他刺殺的。他說我因為這個關係，陳立夫、陳果夫都在，南京我是去不了了，我是沒法子了。所以我就勸他，我說你好好在這待著，你規規矩矩待著，總有一天你有用武之地的。

那麼，他那天走沒告訴我，他是偷著跑的，跑山東去了。

上山東去幹什麼呢？那時候石友三在山東，他就想溝通石友三，要在山東搞名堂。

他走的時候，沒敢擱正陽門上火車，他擱一個小車站上的火車，他怕我不讓他去。他自己也沒想到是這個結果，他是到山東去搞不安定啊。

這裏我要說我一個秘密的事兒。

顧少川的那個黃太太，看中了張宗昌，她拼命地就看中他了。我就告訴張宗昌，我說你不要亂來啊。她男朋友多得很啊，那個太太呵！那個太太那可真是，簡直是太不要臉皮了，就找年輕的，公開的秘密了。她丈夫當然知道了，那哪能不知道呢？他當然知道了，她說各人幹各人的。

我跟你說，我不講是誰，我最近看書，這人寫我的一篇文章，我跟你講你就要寫。

這位先生啊，我跟他太太倆有關係，他自己明明白白知道，他不但知道，我們兩個在這屋扯淡，他就上那屋待著去，就這麼一位先生，很有名的，不是無名小輩啊。我後來我跟他倆公開說，他對我很好，我跟他說，你這個人怎麼這個樣子？他太太的姐姐現在還在臺灣呢。你怎麼放縱她到這個樣子？他說，她只要不鬧我就算了，她願意跟誰就跟誰，我才不管她呢。

這位先生最近寫了好大一篇文章，寫我寫得很確實，當年我在他家玩兒什麼的。他沒寫我跟他太太的事。

【編者注】張宗昌之死，時間為一九三二年九月。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陳英士，即陳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年，浙江湖州人，被張宗昌暗殺。陳立夫、陳果夫，係陳其美大哥之子。顧少川，即顧維鈞，一八八八—一九八五年，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民國時期高級外交官。

六、厭倦了內戰

我們在鄭州是叫人家給三面包圍了，晚上黑，人家上來把我們的大炮都給拉跑了。接到報告後，我擔心發生更大的麻煩，馬上下令說，你們別打，千萬別打，一打就亂套了！讓他們拉去吧，天亮咱們再說。他們就把我們的山炮給拉跑一門。結果，天亮（後）他們的總司令被我們給打死了。

（當時）我的部下要求退卻，我總是有兩個夥計，郭松齡死了以後，我的夥計就是韓麟春。我向來是這樣的：一般的事情呢，他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但凡一找我，一定是有問題，出了大問題。我那些部下不敢見我，就先找韓麟春，韓麟春就找我，給我氣死了，他說，你去吧，看你部下去吧。我問他什麼事。他說，他們要求退卻，我就問他，這是你們誰的主意？他們誰也不吱聲。你知道我向來不發脾氣的，平常一旦發脾氣，他們都怕得很吶！我要稍微把臉拉下來，他們就怕我。我問他們這是誰的主意，他們就知道不好了。

後來，有個姓應的，這個人原來是這個皖系第８師的旅長，是我們奉天人，後來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也當旅長了。大家都對他挺恭敬的，因為他歲數大點。那麼他就過來，他說，是我的意思。我說，真是你啊，你不要裝老牌子，真是你提的嗎？那麼大家就看出我的意思，大家都說，軍團長別生氣，不是他一個人，是我們大夥同意的，你要辦就辦我們大家，不要辦他一個人。

把我氣的！我說，你們這些人吶，（如果僅僅是）咱們幾個人，要跑，那我撒腿就會跑。那很簡單。可是我們有這麼些個軍隊，還有炮兵，這麼些個人，隨便說撤退就能退嗎？假如你們真是要退，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命令：非得把這個敵人打退了以後，你們才能退！我們現在跟敵人粘著，怎麼退？我們幾個人跑了，行，那我們這些個軍隊怎麼走？軍隊要渡過這個黃河，我們還有這些炮兵怎麼渡過這黃河？

我們那時候都是重炮，你撤不撤？

我跟你說，戰爭的勝負，只能說是上帝的眷顧。

當時，把我氣得簡直沒話說了。那時候韓麟春他抽鴉片煙，不過，他抽鴉片煙沒多大癮，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兒抽他的鴉片，拼命抽，把我自個兒都抽糊塗了。

我們那時候有個鐵道隊長，姓曹，這個人現在哪兒去了我不知道。那時候都走鐵道啊，那個鐵道的車呀，當年還是張宗昌在中東路時製作的，我們管它叫「鐵甲車」，敵人也有。其實就是什麼呢？就拿道木啊，拿鐵板擋著，中間夾上水泥，然後，擱一個炮，擱機關槍。好壞不管了。

我們打仗時有懸賞，那個時候吳佩孚軍隊的指揮官姓高，叫高汝棟，這高汝棟還是我的一個同學呢，我認得他，他是保定軍官學校的。當時，他是前敵的總指揮，我們就說，懸賞十萬塊錢，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們軍隊的規矩，用軍隊裏的話說就是，喧嘩無好事。你懂嗎？這是《孫子兵法》上講的。

我早上還睡大覺呢，不管天有多冷，我向來睡覺是脫光了，光屁股睡。

一大早上，就聽外面亂嚷嚷的。頭一回這樣兒，我還沒醒，吵嚷什麼？我就趕快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到底吵什麼。

有人（報告）說，曹隊長在外頭。我說，叫他進來。進來後我就問，曹隊長，你幹什麼？他說，我是來管軍團長討賞的，我要錢。我喝斥他說，什麼事你笑嘻嘻的？他原來是給我當參謀，我當參謀長時，他當團參謀。我說，你說正經話，不要扯淡。幹什麼呢，怎麼回事？他說，我把高汝棟給打死了。我說你別瞎扯淡，到底怎麼回事？

他說，是這麼回事。我們的鐵甲車，在平漢路作戰，打仗的時候，鐵甲車後面都是跟著好多個步兵。那天跟了兩個連的步兵前進。打進來打出去，差不多打了三進三出。後來，我們軍隊退了，把鐵甲車給扔在外頭了。底下人就來報告，說人家步兵都退了，把我們給扔在外頭了。連長安慰士兵說，你不用怕，一會兒我們的火車會回來拉我們，這天還黑著呢。

天剛一亮，這鐵甲車也動了。那鐵甲車後頭就是一個炮，俄國的炮，當年是張宗昌裝的。

哎呀，鐵甲車終於移動了！可是，跑了一陣子，那裏頭有個連長就說，不對，方向不對，是往那邊走了，不是往咱們這邊走。再一看，原來是敵人的鐵甲車把我們的鐵甲車鉤上了，勾走了。這是敵人的鐵甲車啊，那兒就是高汝棟的司令部，他看見這兒有一輛車，就給掛走了。

我們這鐵甲車裏有個班長，是管這個炮的，他說，他媽的，我給他一炮算了！這個時候不打，什麼時候打？那旁的人忙說，你打不得，你一打，咱們離這麼近，炮筒子就炸了。他說，去他媽的，我不管那套！結果，使那麼大勁兒，「砰」一炮，就把他們前頭整個鐵甲車撞殘了，一車的人都死在車上。並不是被人打死的，也不是炮彈炸的，裏頭的人都是震死、悶死了過去了，有的人眼珠子出來了，有的人腸子出來了，有的人腿打壞了。

你說這軍隊！這一下，我們不但沒退卻，反而打勝了。

我一聽趕緊說，趕快下命令，趕快追擊。我們就出擊了，好傢伙，一下子打出去幾十里，把他們的總司令給打死了，把軍長也給俘虜了，把師長也給俘虜了，整個打了個大勝仗。

打仗，你不能說是運氣，不能說是誰怎麼地，他們都挺敢打，這就是戰場。我打勝仗敗仗打了多少回呀，有時候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就像這個事兒似的，那也沒預料到呵。

【編者注】此事約發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

我二十一歲就作戰了，所以說對這內戰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吶。

因為什麼反對內戰？我父親後來不打仗是（因為）我，我在我父親跟前痛哭流涕呀。我從河南回來，我到河南那叫什麼陽那個地方，往隴海路那面去的火車站上，不是信陽，我們把車停在那兒。唉呀，我看見這樣一個情景，我非常難過，眼淚都掉下來了。我看見一個老人趴在地上，餓得呀可憐極了，給他錢他都不要。我們把吃的饅頭扔給他，饅頭扔在地上，他就連土帶什麼抓著就吃呀。我就追問他，我說，你怎麼這樣？家裏沒人了嗎？沒有兒女麼？他就說連年在這打仗，都給抓去當兵去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老的不能走，弄得沒有飯吃呀。

這是在河南，我這個人一著急就說不出來人名地名，那我當時就自個兒問我自個兒：誰做的孽？我們軍人做的孽！

回來我跟我父親說，讓我休息幾天。他說你不要作戰了，你休息兩天吧。

自個和自個打，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合，後天又不打，打死了那麼多人。我跟你說，我那時候作戰心裏難過得很，我父親知道我。打死的都是相當的佼佼者，剩下的無能後輩，來請功受賞。這要真是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這個戰爭幹什麼呢？今天打了，明天又好了，明天我跟你又去打他，後天又好了，又去打，這打什麼意思呢？這幹什麼呀？

為什麼打內戰呀？為什麼呢？真正是有目的還可以。

我真是厭倦，我一直厭煩內戰，就是剿共我也不願意剿，這有什麼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厲害的。

七、我就想自個兒逃了

北伐軍打到河南，我退走時留了一封信，那個時候北伐軍前線大概是白崇禧指揮。我這封信留給誰呢？我的司令部在隴海鐵路，隴海局的負責的那時候還不叫局長，是叫督辦什麼的，我留給他的。這封信我大致還記得，很長一封信，我說我告訴他們幾個事情，我們剩下好多的糧食，我知道糧食不能讓敵人得去，要放把火燒掉的，但是老百姓沒糧食吃，你們拿去賑濟老百姓。大概是這樣，我忘記了。第二點我說那個黃河鐵橋我會炸的，我也知道你們會追擊來的，我把它毀了你一時修不上的。但我沒毀，我沒炸，那橋樑是國家的。第三點還告訴他什麼事兒。有三件事情，我留了一封信，很長的一封信。

我跟你說一段小故事，張發奎你知道不？可惜他死了，他不死你可以問他。

我們倆都到了英國，郭太琦當英國公使的時候，郭太琦請客，給我們倆介紹，張發奎說你不要介紹，我們認識。他說，哎，你們倆怎麼認識？他說我們倆最認識了，他認識我我認識他，就數我們倆打得最凶。

我們倆碰上了，北伐的時候在河南，張發奎說我自從北伐沒碰上過這樣的軍隊，我那個軍隊那天誰打的呢？就是王紀他爸爸——王樹常，第十軍，那打得可真凶了。王樹常和王樹翰倆不是一家子，兩個不一樣，是我兩個大將，一個文的、一個武的。所以我跟張發奎說笑話，說不打不交。

我們從前不認識，就是在英國認識的，後來我跟張發奎很好呀，他還到這來過。

我們有一天，在一個飲茶的什麼地方吃飯，一個他，一個張會堂，空軍的，也是我朋友。我們三個姓張的在那吃飯，過了差不多有三四個月了，我又到那兒吃飯去了，那兒的人說你們三個張將軍．那兩個都沒有了，都沒有了。我說你這意思就是我還沒死呢。他說不是不是。

我們倆很好呀，真的很好。

當時那仗可打得凶，把蔣先生從前最喜歡的一個團長給打死了，後來郝柏村告訴我，說那個傢伙姓蔣呀，是蔣先生最喜歡的一個團長（蔣先雲）。

我那天手底下也陣亡好幾個呢，有一個人讓我心裏很難過，他還是國民黨呢，在我手底下當團長，我也知道他是國民黨，我也不管，我這個人向來不管。過去說我手底下誰是共產黨，我知道誰是共產黨，你要幹你就幹，你憑你良心。

我們打得好凶吶，那打得可真凶，所以我跟張發奎說，我打仗我也沒碰見這麼樣厲害的，說他是「鐵軍」嘛。

打仗這個事兒是這樣的，軍隊的戰鬥力是和你自個統治的關係、首領的關係、編制上的關係、行政的關係相聯繫的，個頭、體格與那毫無關係。

【編者注】此節戰事發生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張學良信中第三點指「我有些重傷患官兵，不便移動，請貴官本人道的觀念，加以醫救，不勝感激」。王樹常，一八八五—一九六○年，遼寧遼陽人，東北軍高級將領。張發奎，一八九六—一九八○年，字向華，廣東始興人，國民黨高級將領。郝柏村，一九一九年生，江蘇鹽城人，國民黨高級官員。

當然，東北軍當年開始的時候（並不厲害），第二次奉直戰爭，東北軍很好，良心話，訓練得很好，那時候郭松齡負責訓練，我訓練兵（訓練得）並不好。等到郭松齡叛變了以後，這個東北軍的訓練就沒有那麼好了，尤其是我帶的東北軍更壞。

怎麼更壞呢？那時候我們東北軍分三派了，一個是張宗昌帶的，一個是李景林帶的，一個是我帶的。那時候東北是發奉票，我們軍隊是給奉票，奉票不值錢呀，我們那餉比人家差得太多了。要說我們過去失敗不失敗的緣由，我心裏是知道的，可是我無能為力了。怎麼無能為力了？我們東北軍這個伙食，原來軍隊都是當兵的掙自己的錢，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因為經常作戰，作戰的時候就給發糧，士兵們喜歡，願意作戰呀，但回來了，又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東北軍後來就分開了，就是糧食是糧食，餉是餉，糧食由公家發。後來東北軍沒辦法，我們就發點糧食，我們明明知道軍隊裏頭吃這個糧食是怎麼吃的，比方說這一連人，本來應該一百人，他現在剩了九十個、八十個，他還是領一百個人的糧食，那糧食那錢哪兒去？明明知道就是給他們軍隊上了，所以這樣子慢慢地，就跟咱們軍隊剛到臺灣一樣，你自己去自力更生去，所以這事情慢慢弊病就出來了。

開始時候沒弊病，慢慢弊病出來，就把這個紀律弄壞了。後來的東北軍實在就是腐敗下來了，就是錢的問題、餉的問題。人家張宗昌什麼的都能拿走，他們自己地方有錢；可是我們沒有，還一樣。他們把軍隊都擴充了，我帶的軍隊沒擴充。郭松齡倒戈也是跟這有一點（關係）。張宗昌出去的時候本來是一個旅呀，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他一個旅一擴編，差不多是好幾個軍，李景林是一個師，一個師就編成三個軍。那麼我們沒有擴編，所以這郭松齡嘴不說，心裏也是難過的。

我的部下都有這個想法。這是事實嘛，我有什麼法子呀。我那時候給我父親出幾個道兒，我父親罵我，媽的，你小子要當督軍，你要想起來？

沒辦法！當然我沒辦法，所以，那時候我有一次就想走了，不幹了，把那東西扔那兒，不做了，我真想不幹了！那時候韓麟春跟我很好，他跟我講，他說要走（也）是我走，你走，你能夠把你的軍隊的事、能夠把你兒子的事扔下走嗎？你往哪兒走呀？

我就想走了，就想出國，自個逃走了，不幹了，不幹這個了！

我什麼都幹，香煙我不抽，抽大煙，那個煙太小。人家是吃喝嫖賭，我是吃喝嫖賭抽，我什麼都幹，我抽鴉片。

我跟鴉片第一次作戰、第一次抽鴉片是因為發火了，氣的。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偏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吶！

——張學良

一、東北易幟

我有一首詩，倒是想要告訴你——

謁延平（王）祠

逆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義抗強胡。

我最得意後頭兩句：

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臺灣入版圖。

你看出我這詩有什麼意思在裏頭？我是在講我自己呢。假如我不是這樣，東北不是就沒有了嗎？我和日本一合作，我就是東北的皇帝呀！日本人真請我當皇帝了，真請過我，跟我聲明了，做皇帝！

誰幹的呢？就是土肥原吶。他是王道論吶。

話兒都說明了，我就因為這個跟土肥原說崩了，我就知道東北不得了了。

他一直不死心，那個時候他不讓我跟中央合作：你當東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日本幫你。

我為這事情跟他火了！

那個時候，奉天負責任的日本人叫秦真次，他們叫特務長官，我把秦真次找來，我說你把土肥原換掉。

土肥原，他不是我的顧問，他是北京政府的顧問，跟我父親來了，就當這個東北的顧問。本來日本「二十一條」裏頭定的是有條約的，說奉天的軍人要有兩個顧問，一個上校、一個上尉，兩個顧問。一定得請日本兩個顧問的，那是訂好的，「二十一條」上有的。

所以，我就跟這個說請你把土肥原換掉的時候，他說你沒有權吶，要不要他你沒權，這是我日本政府的權吶。可把我氣死了。

我這人吶，人家都說我是怪人，說我惹事情，都是這麼惹出來的。

我說我沒權啊。是，他是我的顧問，我可是沒權換吶。那好，我說我有權沒權，我不跟你見面，這我就有權了。

我就告訴我那個叫陳起的傳達，我說上肥原顧問隨時哪個時候來，隨時我都不見，你就說我不見！

當著土肥原的面，我就跟他講，我說你聽著了？！我可以不見吶！我不跟你談話，我不見你，你是我的顧問，我不見你！

你說你讓誰當顧問？他們讓步了！

這問題就大了，就是後來那個日本人被槍斃了。有一個日本軍人跟我很好，這個軍人不講他的名字了，我就叫他。他是空軍的中校，後來他就被派來當顧問。當顧問不要緊呀，我的顧問是他，我們倆處得很好呀。可是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被槍斃了。

我問過日本人，日本人都說不知道，反正「九一八」事變以後，他回日本去，回去就把他關起來了，日本軍人呀，把他槍斃了。

不久呀，秦真次調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回來當長官。哎呀，我知道這個事情糟了，我就曉得這個問題大了。他回來當特務長官，他不但是沒有下去，還升官了，東北的特務都在他手裏頭，我就知道要有事情了。

我這麼跟你說呀，這個日本人吶，我跟你說我那個時候的幾個人。跟我說實話的這幾個人，一個是當時我的顧問，叫翟山。這個人說了句話，他說，中日衝突不但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還有些個人，我先說一個人，他叫什麼，我現在在嘴邊說不出來，日本關東軍的個長官，還一個關東軍的司令。這兩個人都很好，很想把這個事情搞好，這兩個人的名字我都說不出來了。

那時候，因為東北的大連、旅順條約要滿了，我那個時候就想收回，那個日本強硬派的武官就跟我講，他說我們日本有句話，那個城是用箭射回來的，你擱箭射回它去。什麼意思？那個城呵，我是用箭射來的，你要拿回去，你就要用箭射回去，你想擱嘴要？

可是我就說這幾個人，這幾個人的名字就在嘴邊，不參考我說不上來他是誰了，我們都說得很好。我對他們說，我的主張啊，中日的問題要是不解決，將來總是一件大問題。

當時日本那些有野心的軍人，就想把中國吞併了，把中國整個滅亡了。可是這些有知識的人是有思想的，就像我說的那兩個人。我對他們說，大連、旅順名義上是我們的，事實上我們是收不回來的，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收回來，我們名義上收，大連、旅順都是你們日本人的，只不過說主權是我們的，事實上還是你們管。我們用一種選舉的辦法，讓地方選舉，用選舉的辦法選舉誰當權，就由誰來管理。名義上是我們中國收回，但是大連、旅順就像成為一個公共市一樣。

他們都很贊成，後來這兩個人都叫日本人給弄死了。

一個就是我說的這個關東軍司令官，關東軍的司令官呀，他有一個晚上吃酒，晚上回去的時候就死了。他跟我倆很好，我們倆，相當得好。那這個關東軍的長官呀，文的，也叫日本人給弄死了，不是殺掉了，是把他毒死了。

那麼我再說，日本的公使，那個時候叫大使了，他叫什麼，我嘴邊說不出來，頭一任大使，唉呀，我們倆談得來。再有那個日本的總領事，姓林，叫林久治郎，我在他的領事館呀，差不多談到晚上十二點，倆人談得呀，他說我回東京去一定先把東北的問題解決，我倆談得很好。他回去（的）時候，在旅館裏頭，晚上黑呀，就死了。說他自殺了，什麼人打死的不知道。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知道，這個日本呀，一個國家到了這樣子，不祥之兆就來了，結果它自己把日本自己毀了，哪兒能這樣子辦法。

日本人不是都是壞人，就說那個林久治郎，他是總領事呀，我們倆好。

我跟你說個笑話，他後來來辦交涉，他說，張學良，你先別看，我走了你再看，我把它放這兒，我是奉命而來。他就說笑話，他說我把公文放這兒，你別看，別跟我（上強下牛）嘴，咱倆別強戧，我放在這兒，我奉命來，我放在這兒我就走，你回去你再怎麼答覆你自個答覆去，我不管。

我就說日本人也不是都那麼壞呀，他也真是沒辦法。他跟我講，他說的話是真話呀，他說我們做特務的人都昏了頭。我說怎麼講？他說他們什麼材料都收買，找情報販子，什麼玩意兒都收買。他說我告訴你，別的事情不說，我就告訴你，在我的總領事館，有一個副領事是專門管這個的，你知道他經費多少錢？他的經費比我的領事館的都多，他有十萬塊的特別費，他的特別費要開銷他就得買（情報），他說甚至於呀，你的字紙簍裏撕的字紙他都買。他說那些軍人呀沖昏了（頭），那些真的假的不管什麼玩意，什麼他們都信。

他告訴我一件事，日本給我一個勳章，是總領事給我送來的，日本方面的報紙說，我把勳章拿起來就摔地上了。

這個總領事說，哪兒有那麼回事呀，但是我們的諜報就說你摔地上了，誰給的諜報就不知道了。

所有各省都掛起來了，這個旗呀，是我們被服廠一夜兩天秘密做出來的，我們把旗發出去，所有的旗都掛出來，日本人居然不知道，我就講這段事情。

曲折？沒有什麼曲折，就是他們逼我們不許掛，不要跟南京走。我跟你講過，那個人我佩服他到萬分，就是田中派來的特使——林權助。這個人，那真是外交天才。他本來是誰呀？他是皇太子——就是日本後來的皇帝的老師呀。

哎呀，這個人可會講極了，那他把我講得呀，勸說我好多的話，都是那個時候的話，「不改為父三年之志，可謂孝也」什麼的。

我沒給你講過這段？我總是不給他一個明確答覆，模棱兩可。到最後呀，這個人好厲害，所以我很佩服他，後來我也想我自己，我感覺我有一點太過於興奮，有一點失言。

在林權助那個事情上，我認為我失言，我自己後悔得了不得，我也吃了點酒。

他要走，回日本去。最後我請他吃飯，他再三逼我，他就跟我講，他說我呀，我這麼大歲數，他跟我父親認識的，他說我跟你父親的關係，又是田中派我來當的特使，奉命而來，你始終不跟我說一句落實的話，淨說這種模模糊糊的。

那意思呀，是說我這老頭子，這麼大歲數來到你這兒，我回去無所交待呀，我沒得到你一句話呀。

我也喝了一點酒，我本來那個時候是不太能喝酒的，喝了一點酒，那麼稍微跟他說了一說，說到最後，我說你老先生替我打算的，替我想的，你想的事情很周到了，比我自己想得都多，我自己都沒想到。

那他很高興，他說很好。

我說，不過有一件事情，你沒替我想到。他說哪件事情？我很願意知道。我說你忘記了我是中國人。

他不講話了，他不但不講話，我去送行的時候，他帶了個隨員還要跟我講，他指指他，不讓他跟我講，不讓他再提。所以我知道我失言了。

我怎麼失言？他回去後就說，以後你們不要想了，用日本那一套，以後不要想這個人。他回去在日本公開發表了，回日本公開地講，他說日本不要對這個人再做什麼打算。所以日本就決心對付我了。我這一句話就失言，我說你沒想到我是中國人，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中國人可以，我是中國人呀。所以我說我失言，日本以後就開始對付我了。

有人說我不易幟，自己獨立的話，東北可能可以保下來。那我就變成日本的傀儡了。那東北是大呀，你大概不知道，可是我們完全在日本人手裏，日本要怎麼辦（就）怎麼辦呀！

換一句話說，這句話根本就是很不懂得情理的話，我怎麼責備不懂得情理？我父親為什麼死的？我先問問，為什麼他們要把他炸死？他就是不給他們當傀儡！你要做，你就得當我的傀儡呀！明白這話？

日本要幹什麼呢？對你好嗎？它是要侵吞你呀！

我跟日本人說笑話，日本人我也有好朋友。我說，你們日本人呀，不能夠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說一句笑話，就好像我有老婆偷你的人，你別吱聲，咱倆就算了，你幹嗎還要誇口，說他媽的那小子他老婆跟我睡覺了。我說你們日本人就愛幹這種事。

你跟他呀，傀儡還要裝得像傀儡樣呀，你要知道，給日本當傀儡，你那個傀儡都不好當得很吶！

說大帥如果在的話，不會跟中央合作，這話那可不一定，那就不知道了。

我就說這個事情，這話也有道理，那時候我父親回到奉天，下面他要怎麼做，那不知道。

我說日本人混蛋，也許那時候操縱我父親能比操縱我容易。他們沒想到我這個傢伙是這樣的。

我現在九十歲了，我也不做政治的事情，我才敢說這句話，誰也沒想到我張學良這個人這麼樣討厭，不論是誰，大家都認為我是個年輕小孩。

你知道，就連楊宇霆他也想操縱我，都想操縱我，（但）我這人不受操縱的，今天說一句話，就連蔣先生也想操縱我，我也是不受操縱的，我到今天我也不受操縱的。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見解。那我這人做事就這樣，那時候我也不信基督教，我問心無愧，我就這麼做，我不是為我白己。

【編者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張作霖乘坐專列經過瀋陽附近皇姑屯火車站時，被炸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擁護南京中央政府。

二、閻錫山幹不過我

閻錫山這一點這個事情，好像是誰告訴我的，說那個徐永昌講的，他說閻錫山幹不過我，好像是徐永昌對誰說的。

說幹不過我，什麼意思？

我就說閻錫山這個傻瓜，「擴大會議」他偏偏要拉著我，我從來都是模棱兩可的，說給我這個部長，給我那個地位什麼的，我從來都沒明確，我也沒說反對，我也沒說答應，沒答應就等於反對呀，要不怎麼說幹政治呢，我總是模棱兩可的。

他就沒想到，我在那塊兒擺著那麼些個軍隊，那我的軍隊一出去，你看怎麼樣？我在山海關擺著那麼些個軍隊，他一點沒防備這手兒啊。那我軍隊一出去，他不就垮了嗎？然後我就打了個巧電，我打了個電報，武裝調停啊。我就說他沒防備這手兒，如果他要防備，他不能那麼垮了，所以你說政治，幹政治這個事！

他大概量我不會怎麼樣，才那樣做的，這就不曉得了。

這事兒是這麼開始的，閻錫山在開「擴大會議」前，他給我打了個電報，並且我的秘書長還到他那兒去過一回。那個時候，我們對中央不滿，對中央政治上不滿吶。那麼閻錫山就說，咱們兩個人，有這個資格，我們兩個人對中央政府去個電報，去個建議電報。就像今天人們常說的一樣，要改革，什麼事情都要改革一下。

那我給他回個電報說，我贊成你，那你領銜吧，你擬個電報稿子。你擬，我贊成。

等到他擬回來電報稿子，我一看，哎？他就是請蔣先生下野的，這是個什麼事？！我就給他回個電報，我說，你請蔣先生下野，可咱倆說是請中央政府改革，你說請蔣先生下野，那麼他下野，是你幹還是我幹呢？到底誰幹呢？是你要幹嗎？我說，你要請蔣先生下野，我不署名啊，我不署名！

我特意派我的秘書長去他那兒一趟。我說，你這什麼意思呀？你說咱倆開始的時候，來往電報說是諫政中央政府，應該改革，我答應了你，而你怎麼忽然變了？你怎麼要蔣先生下野呢？下野幹什麼？後來，他告訴我的秘書長說，蔣先生不走，你沒法改革。

孫傳芳跑掉幹什麼？殺了楊宇霆，為什麼他就跑掉了？他害怕！

他是這個樣子，我講到孫傳芳了，這人吶，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不甘寂寞。他在奉天當寓公，本來是很好的。

他有一次啊，他到我現在的太太那兒，那是我在外頭的一個家，他就到那去見我。

那個時候就是「擴大會議」要起來的時候。讓他幹什麼呢？閻錫山、馮玉祥、汪精衛，那是「擴大會議」的首領啊，他們讓他到江南去活動，孫當過五省總司令呵，給他一個五省的宣撫使、還是招安使這麼一個角。那麼，他就客氣地問我的意見如何。

但是事實上呢，他是讓我幫他點忙。幫他點人，幫他點槍，他沒有東西嘛，空手而去呀？意思是如此。但他就是很客氣。他那時候腿上還鬧點病，我就管他叫孫馨帥。

我說你問我、徵求我意見，馨帥，你混到現在，你還給閻老西當個別動隊長嗎？他聽了就知道我反對呀，他就沒吱聲。等到「擴大會議」召開了，我一動作，他就更害怕了，他怕我扣他，所以，他就偷偷跑掉了。

這個人，孫傳芳這個人，後來我也看透了。

閻百川那時候他就沒想到我會出兵，他也沒想到我幹那手呀，我的軍隊會派出來呀。所以我說閻百川、馮玉祥他們不夠，為什麼，你們就想你那麼樣，你沒看看我東北那麼些個軍隊在你旁邊待著，我要一動彈你可怎麼辦？他就沒想到這事，他想我不會動彈，那我軍隊一出來他不立刻就完了嗎，就垮了。

就這樣我打了「巧電」這個電報，我的電報就是武裝調停，我那個調停裏頭包含有兩個意思：你不停，我就打你；中央要不停，我就幫著你打中央。你明白這意思不？我這話是兩說的，我就是要中國停戰，不要打仗。我的心裏呀，實實在在反對內戰，反對透了！

【編者注】一九三○年三月，國民黨各派反蔣力量發表聯名通電，推舉閻錫山為全國陸海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司令。四月，中原大戰爆發。八月，反蔣派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簡稱「擴大會議」，另立「中央」，與南京政府對抗。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表巧電，派兵入關，武裝調停，反蔣聯軍失敗。馨帥，即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年，字馨遠，山東歷城人。閻錫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年，字百川，山西五台人。

三、美麗的東北

在松花江裏的魚呀，他們講，小的呀，都要一百兩百斤，小崽兒，都要好幾個人抬呀。

我最遠到過同江，我為什麼到同江去呢？我到同江一路上還很有意思，很有些故事。

我就跟那個沈鴻烈，我們兩個一起去的。當時在同江，中國跟俄國起了一個衝突，在同江那個地方起了一個衝突，因為界線劃得不清，我奉命去調查這件事情，同江的名字，那個地方真正的名字叫拉河蘇蘇。

我就講這個鰉魚，那時候我父親在呢，有一年黑龍江省政府送我父親一條魚，我母親就要看看這個魚，這個魚是沒法讓看，光把魚腦袋給她抬過來，擱個大簍筐，兩個人就抬著，就看了這麼個魚頭。

我不敢說啊，我隨便這麼一說呵，大概我們吃的鰉魚肚子，就是它的肚子。東北最好吃的就是松花江的白魚，那白魚就跟這個鯽魚是一個味道，但它沒刺兒。

那天誰給我講，臺灣這兒來了客人，主人一般講究吃活魚。我們在東北的時候，一般能吃到的也就是凍的魚，因為那魚出水就死了。

我吃過一次新鮮的，怎麼吃的新鮮的？就是我去調查去了，我們帶著一個船，當時還帶著軍隊，因為那兒有土匪呀。我們走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水淺，船走不了了，就停在那兒了。晚上黑，船不能靠邊，就搭了一個跳板，搭下來。

晚上，有月亮，我就聽我的兵們吵，我就說吵什麼，鬧什麼？他們說看見河裏有個魚，挺冷的天吶，八九月間了，他們下去就去抓，把這個魚活著給抓上來了，一條白魚。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船上，擱白水煮煮，那好吃極了，新鮮白魚那太好吃了。我本來不大吃腥的玩意，所以我說人吶。那個真是美味了，可惜我沒有蘇東坡做首詩的天分。

現在我也很愛吃了，就是沙門，那時候在江上抓到魚，把它扔在邊上，打魚的不要那個魚，把它扔在河邊，現在值錢了，當年沒人吃。那時咱們怎麼樣呢？有那個人，把它撿去，拿到哈爾濱去賣給俄國人。中國人不吃。

所以，吳鐵城說過一句話，沒到過東北呀，你不知道中國之大。

你知道人家管我們東北叫什麼？特別是對奉天人，就是遼寧人，叫「白帽子」，這個「白帽子」，我想大概是從旗人那裏頭說出來的，大概的意思我還不明白，為什麼管我們叫「白帽子」？

當年我對朝鮮人很恨，他們專門給日本人幹壞事，就仗著日本勢力欺負中國人。

你們知道東北人蔘嗎？那採人蔘的，可真是可憐吶，採人蔘的大多數都是山東人，沒有我們土人。到那是冬天去採，不是夏天採，常常就死到（大山）裏頭，迷途呀，他要迷了途，帶的吃的沒有了，他就沒辦法，就出不來了，連凍帶餓就死裏頭了。

對人蔘我父親是內行，他對蔘茸最內行了。

他們採人蔘的人講，說那大雪，那都下得多厚啊，奉天的冬天，你沒到過奉天吧？那冬天什麼都看不見，那都是雪啊。

他採的時候，說看著那個雪，一看那雪有個洞，底下一定就有。他們說挖人蔘不是用鐵東西挖的，是拿竹子和木頭來挖。冬天那很凍很凍的冰，不過在雪底下比較軟一點，就一定要今天把人參挖出來，要是不挖出來，說它會跑了。我想那是迷信。

那人蔘都是這麼大，是普通的，差不多都是這麼大，一般的我想有半兩到一兩這麼重吧，我說不出來。我們那裏講，七兩是珍，八兩就是寶。八兩的很少，我們家有一個八兩的，是人家多少年挖到這麼一個回去，送給我父親了，一直在我那個客廳裏，裝在一個匣子裏，就整個擱那兒擺著。

挖人參的人苦得很吶，常常就凍死在裏頭。

在東北打獵，那所謂一些獵戶呀，那是另外一種事情了。我們在東北的時候，獵戶他們都是在吉林那邊，對他們都相當怕呀。第一樣，都是槍打得好，他們指望著槍活著麼；還一樣，打獵的人，屁股上都帶著一塊皮子，因為他是坐著打，他們打獵都是坐下打。換句話說，他們也在當土匪。有時候遇上獵戶，就是遇到土匪了。我當時在吉林邊防軍，那個東北土匪都是在那一帶，所以，後來日本起來、東北抗戰的時候，那時候出名的幾個人，都是在那個地方。他們當年就在那兒，什麼事都幹的，土匪也幹，什麼事都幹。我們奉天就是這樣，不能說全體呀，差不多都是這樣，就現在這個時候，所謂青紗帳起，晚上女人上炮臺啊，男人睡覺。因為男人白天要出去，所以，女人上炮臺。看外頭有什麼，有什麼動靜（沒）。

那東北的情況啊，我們東北人講，好狗不吃家裏的食兒：就是土匪不搶家裏的。我們東北那兒的土匪大多都是，尤其我家那，都是擱熱河來的。這晚上就來了，來襲擊你了。所以晚上這女人都上炮臺（看著）。

我們講響瞭，什麼叫響瞭呢？這家炮臺很好，晚上這女人差不多都到這家來，女人晚上上炮臺，都帶著槍，拿步槍，躲在炮臺上，假如有什麼動靜，女人開槍，睡覺的男人就都起來了。所以女人都會打槍，都會放槍。

四、市長風波

我跟俄國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那個時候就很想要施展一下子，不是旁的施展，不是擴張，就是想要把東北的地位提高了，那就必須跟外國人打勝一下子。

我們本來跟俄國打仗，剛開始打勝了，俄國把他們的軍隊換了，換了加倫，後來他來了。那打得慘吶，有一個旅整個全滅了，是一個姓韓的當旅長，整個全滅呀，團長自殺的自殺，陣亡的陣亡，全軍覆滅，都沒有了。

【編者注】一九二九年七月，中蘇之間由於中東鐵路權歸屬問題爆發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

我那個二弟弟（張學銘），我最不喜歡他，他總是覺得我起來得很快。我就罵我的二弟弟，我親弟弟，他當天津市長，是我最生氣的事情。

我在這個地方發表點秘密，你們兩個人都好寫東西啊。這是我到現在，平生最抱歉、最難過的一件事情，這完全是吳鐵城幹的。

就是因為天津市長、北京市長、青島市長這三個市長，我本來都有內定的人，甚至天津市長我已經內定，是臧啟芳。後來臧啟芳為這件事情很不高興，以後我就跟他開玩笑。本來臧啟芳他自己都知道了，我跟臧啟芳都談過了。

這個吳鐵城啊，他送我人情，但吳鐵城有壞意，我（也）不能說他有壞意。他是一方面送我人情，一方面吳鐵城在東北做工作啊，要拉攏他們這三個人。因為這三個人，一個是我弟弟，一個是周大文，周大文是我玩兒的一個朋友，是給我父親管電報的。我那時候有個秘密的姨太太住在他家，是這麼樣一個朋友，你知道了？那麼這個胡若愚呢，是我那時候到北京在一塊玩兒的朋友。我絕對不想讓他們參加政治上的事情。可是吳鐵城就保薦他們三個了，中央就直接任命了。

本來那時候，就連主席什麼都是我自個兒說了算，不但不能說是保舉，簡直就等於我委任一樣，反正中央承認了。

那麼中央就忽然發表這事，我非常的氣，就想給蔣先生打個電報，給頂回去。

我有這個權吶，有這個力量啊。我再三考慮呀，我想我這要頂回去，他們三個沒關係，吳鐵城這個事兒就不好辦了，老先生當然要火了呀，吳鐵城這一下子就完蛋了。

我再三考慮，就沒頂。

我平生這是最難過的一件事情，就是這吳鐵城幹的事，因為我跟吳鐵城也是好朋友啊。你怎麼幹這麼一件事兒？你怎麼不跟我商量一下子呢？

我想他有兩層意義，一個是送我這個人情，看看我和他們都很好的，他就保舉了。二一樣，他也拉攏這三個，而且他們這三個人也都會點兒外頭的。那吳鐵城拉他們，也許就能知道一些內幕的消息啊什麼的，知道得多，以後好使用他們三個人。

我為這個事情非常難過，到現在我心裏頭還難過。

這事兒和張岳公沒關係，那時候他不在東北，走開了。就吳鐵城在東北，住在那兒，長住。張岳公這個人吶，做事兒慎重得很吶，那個人可是穩得很。這吳鐵城就不穩。後來我想想，假如這件事我當初真火了，要那麼一幹吶，他們三個是小事，他們三個算不了什麼，可是吳鐵城這下子完了，吳鐵城的前途就完了。

吳鐵城不是蔣先生的人，是胡漢民的。那麼吳鐵城也把中央這秘密的事告訴我好多，那時候我對中央的事兒不詳細呵，那吳鐵城告訴我誰是誰，張岳公是怎麼樣，誰誰怎麼樣，誰的背景什麼樣。所以我說我要（真）這麼一下子，就把吳鐵城送下來了。所以我就沒法子了，我為這件事非常難過。

我的部下也為這件事很誤會我，人家不知道是吳鐵城搞的，以為是我的意思啊。當時那主席呀什麼的都是我下命令，說誰就是誰。那個時候是這樣的，「擴大會議」完了，北方的事老先生都交給我了，整個兒交給我了。山西的事什麼事兒都交給我了，我要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我怎麼處置就答應我怎麼處置，沒有說不的那個字。我連跟中央商量都不（用）商量，就是我打個電話給中央就是了，那就是那兒樣的。換句話說，那北方整個兒就在手裏。

所以，大家都要來想著幾個省主席的位置呀。

北京的那個市長位置，我好多個軍長都惦記著呢，王樹常就是我的軍長嘛，第四軍軍長，他出任主席。那個于學忠也是我的軍長，出任北京的警備司令。等到那察哈爾的都統，是我的一個旅長啊，旅長出去當察哈爾的主席。所以這個天津市的市長，好多部下都想這個位置。怎麼出來（周大文）這麼一個人呢？那兒誰都知道他是我父親的一個譯電員吶。

北平的市長，我還沒想是誰呢，腦子還沒想呢。

【編者注】此事發生的時問約在一九三一年三月，此處的臧啟芳，據張之宇女士考證應系臧式毅之誤，見《張學良探微》。吳鐵城，一八八八—一九五三年，今廣東中山人，國民黨高級官員。張岳公，即張群，一八八九—一九九一年字岳軍，今四川成都人，國民黨高級官員。

天津原應是臧啟芳出任，臧啟芳原來教我念過幾天書，可因為東北大學鬧事情，我對臧啟芳很不器重，幾乎要把他們都槍決了。我這人要發脾氣，說槍決人家就槍決人家。

東北大學學生鬧風潮，哪兒是學生鬧風潮啊，其實是他們幾個教授鬧風潮。為什麼呢？教授想著一件事兒，沒想到手兒，他們就鼓動學生鬧風潮。我凶得很吶，就到學校去。後來，我那個秘書長老爺給我下一跪，他說你可千萬別幹這事兒，他說那可不能。

我想把他們幾個都槍決了，我沒看過學生鬧風潮，當教授的也鼓動學生鬧風潮的。你不知道，我這人年輕的時候凶得很。

我到東北大學跟學生們說，我這個東北大學的校長，不是運動來的，是你們把我請來的，我今天也有權，你們鬧吧。你要再鬧啊，我說我有兩個手段：一個是我把東北大學解散關門，我告訴你們個明白，你們隨便，你們自己決定；第二呀，我告訴你們，你們再鬧，我可派軍隊來啊，軍隊把你們包圍了，我要使用武裝力量。你們自個兒決定。那學生立刻就老實了，都服氣了。

當時我要把臧啟芳他們四個人都槍決，我那個秘書長就給我下跪，他說，你不能啊。我說，你這是幹什麼？他說，不是，我知道你發脾氣，你真幹吶！你不要發脾氣，你饒了他們吧。後來我把臧啟芳從東北大學就調到哈爾濱當處長去了，是中東路的一個處長，很好的一個差事。

【編者注】臧啟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年，字哲先，遼寧蓋平人，一九三○年十月曾代理天津市長，後曾任東北大學校長。

五、和汪精衛的交往

那會兒，中央開會，那我們無聊，盡做打油詩，我不曉得誰做的了：一生豬狗熊，兩眼財權勢，三是吹拍騙，四為禮義廉。

我本來是坐在前頭的，後來蔣先生規定的，按歲數論，六十歲的坐頭一排，我那時候才不到三十歲，二十幾歲，我坐在最後頭，汪精衛在前面，我寫打油詩：少活三十年，座位下三排．沒前我不怕，屁味實難聞！

沒事盡在那兒做打油詩，會開得無聊。

大委員小委員，中委執委常委，委實無聊。男幹事女幹事，男幹事幹女幹事。

那時候蔣先生有三個詞：死幹、硬幹、快幹。我就寫：死幹硬幹快幹，幹得有趣。

呵呵，不說了，不說了，嚇得這幾位太太都不說話了，要罵了。

開會大家沒事就寫個條子，你給我（傳），我給你（傳），委實無聊麼，真的是委實無聊。

汪精衛是這樣，你聽我講這段故事，我對汪精衛非常地佩服，我佩服汪精衛。

那個時候是所謂三角同盟，總理先派的代表是孫德升，跟這個很老很老的，姓寧（寧武）的，後來當了共產黨。再後來就是派汪精衛和李石曾。他們來了，我那時候還沒做太高，就是招待他們。

我就跟汪精衛談，他那口才真是一流。我就問他一件事情，我從報紙上看的，因為他的行蹤我很注意，我很佩服他，年輕時候我最佩服汪精衛呀！那些年輕的革命家，李烈鈞、胡漢民吶這些個人。我就問他，報紙上報（道）你過大連，你去吊慶親王，真的嗎？你吊他幹什麼？

他說真的，是我吊的，他說我吊他有個原因。他就告訴我說，我當年被捕，慶親王審的。要殺我，慶親王可以殺我，但慶親王沒殺我。他說，慶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假如你們成功哇，我看你也不能強過我們清朝。

他說的這句話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還真不如人家清朝，弄得這麼糟糕！

我這段說的是真的，我們就是這樣一個關係，來往得很好。

【編者注】三角同盟，一九一九年，孫中山與段祺瑞（皖系）、張作霖（奉系）聯合，結成反直三角同盟。

我跟汪精衛倆鬧彆扭，就是一件什麼事？跟汪精衛鬧翻的事是怎麼鬧翻的？後來也沒什麼太多關係，就一件事情鬧翻的。兩個人鬧得很翻。

我在北平負責任的時候，「九一八」事變以後，我在北京負責任，他到北京來了，跟宋子文兩人來的，宋子文是我的好朋友。拿著蔣先生一封信，他說我有蔣先生一封信拿來，那時蔣先生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封信呢，蔣先生很客氣，就說汪院長到你那兒，跟你談一談，你好好跟汪院長談一談。

我就簡單跟你說吧，他來了，就說現在你的軍隊應該跟日本人打一下。他的主意是讓我們跟日本打一下子。

我就問他，咱們真打嗎？你中央有什麼辦法嗎？他說你要不打，南京政府受不了呀，你打一下子。我一聽，說是不是中央裏有所準備？沒有！能打怎麼樣？一定打敗！那我一聽，為什麼要打？他說首先在外面壓力太大，你呀，軍隊動一動，打一打，跟日本人打一打，做個樣子。要不這樣，政府恐怕就維持不住了。

他們要我跟日本打一下，可以平息國內的反對聲浪。

我說，汪先生你說什麼？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讓我部下給我去打地盤，我利用我部下。你那麼樣做，我問心有愧，我不惜打一仗，拿我部下生命來換你們政治生命呀？那不是我張學良。

我說蔣先生的信是這樣的，蔣先生在信裏讓你跟我商量，蔣先生要給我下命令，那我沒法子，那我就打。你為了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他那時候是行政院長，我說你為什麼不給我下命令？你給我下命令，我當然要服從，我沒法子，我非服從不行呀；你既然這個事情讓我自個兒自動，我不幹。你中央是不是有所準備？你真要打，那我打。你不介入，（只）讓我敷衍一下子，捨掉我（那我不幹）。我說這話就是主題。我這個人吶，我這人說話，有時候一著急毫不客氣的，我說我張學良從來沒拿我部下做交易，犧牲我部下而來換我的政治生命。而且你中央政府的政治生命力，你別找我張學良。

他說，那這是蔣先生讓來的。我說蔣先生的信裏說得很明白呀，是要你和我商量呀。我說如果你中央政府要怎麼樣，他軍事委員會有權吶，他給我下命令發動，我就得發動。他下命令了嗎？你跟我商量，就是要我拿個意見，你要我拿意見，就是你要問我了，你要問我，我就是這個意見。

他就非常生氣，好像是我以行政院長身份來跟你談，你給我碰了這麼大一個釘子。

還有呢，這齣事情是我不對。我這人不對的地方，我就說我不對。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去了，我就沒理他。我跟宋子文倆是好朋友，我們兩個出去上北海玩去了。

他在這件事情上非常不高興：你不好好招呼我，你跟宋子文倆去玩。他為這個事情非常火，回去就辭職了。

那他回到南京，他就辭職了，打出通電來罵我。我也辭職了。但是我辭職中央會挽留，他辭職了就走開了。就這麼樣，兩個人就鬧翻了。

「中央黨部」（事件）以後，他給我寫了很長一封信，他也不客氣，他說，老要張狂少要穩。他是覺得我不尊重他，就是我不聽他的話。實際上是這麼個意思：我來了這麼大個行政院長跟你商量，你給我碰個大釘子。

我從來就說這句話，我從來不拿我部下、利用我部下給我打個地盤，現在我的部下還有啊，你可以訪問我部下，所以我部下現在對我還是尊敬。

我從來沒有這樣，你到歷史上去翻。那個時候我跟我父親南征北戰，我在我父親手底下是個將，讓我打什麼我就打什麼。可是到我自己手裏，你看我打過什麼仗？我自己每次打仗都是為了中央統一。

【編者注】張學良、汪精衛發生衝突一事，時間在一九三二年六月。

中央黨部的事情是這樣的，所以有人問我一句話，他說張先生你為什麼救他，你救他幹嘛？我說你問我這句話，就證明你這個人吶，腦子沒有。我說那是霎時間的事情，一秒鐘的事情，我腦子還能想一想？

那天那個事情非常的奇怪，我多少會點武術，我跟你說我最奇怪的就是那天，我們本來先去謁陵，那天的氣氛非常奇怪，那時候蔣先生的那個警衛跟我有聯絡，他說你自己要小心呵，他就告訴我說今天的氣氛非常緊張，他並沒說有什麼事，他也不知道，就是那天的氣氛非常的緊張。

是這麼個事情，現在說起來很可笑。我們總跟這個吳鐵城啊，大家開玩笑，大家都彼此開玩笑。我們那時候年輕，在一塊兒盡扯淡，盡開玩笑，在那沒事等著嘛，都站在那兒。

我是站在那個上頭很高的地方，我們就開玩笑，我們說吳鐵城是林森的乾兒子，開他玩笑。因為吳鐵城當年跟林森在九江待過。

那天，張繼他們幾個老先生在前臺，張繼先生穿花道呢子的一套中山裝，那天這個張溥泉（張繼）穿著黃大呢子中山裝，我們在後頭幾排。在後頭我們就開玩笑，大夥就說，呵，這個張溥泉今天怎麼這麼漂亮！說你看張先生今天那麼漂亮，穿上花道呢子照相了。

大家就開著玩笑，要不然我還不知道是誰，我就那麼看著張溥泉。

這時就要照相了，大家就等著委員長蔣先生。

那天很奇怪，蔣先生沒出來，那天老先生並不是有意不出來，蔣先生沒出來的原因，後來我們知道，他好像是因為閻錫山來大家都鼓掌，而汪精衛進來沒人鼓掌，好像這麼一回事。還有呢，好像他跟那個秘書長葉楚槍不知為什麼，（蔣先生）他罵了幾句，生氣了，火了，他沒出來。他在罵葉楚槍來的，也是因為汪精衛的事兒，也是因為李長浩佈置得不合適，他生氣了。

本來大家在外面等著照相，那他不來了，所以大家就照相。因為沒出來，後來惹出了好多閑誤會。

那麼大家等他，後來說他不出來了，那就照相。一照完相，剛一轉身要走，開槍了。

你知道當年吶，南斯拉夫，那時還不叫南斯拉夫，叫塞爾維亞。他那個王儲到法國去，有一個相片吶，一開槍打，那個警察就拿刀往車上來，人家都往一塊擁擠去抓那個刺客。

咱這好，「聾子放炮仗」，懂不懂這句話？散了！聾子放炮仗，不知道炮仗響了沒響。

這一打槍，大家是「嘩」都炸了，那跑的笑話多了，就別提那個了。

我是坐山觀景，關鍵是我在高處。我在第三層上，這人都跑了，我一個人在那兒看怎麼回事。我一看，霎時間的事，這張繼老先生就跑上去抱住一個人，就抱那個兇手。那個兇手也不是太厲害的，厲害是拿槍打人厲害，別的他不厲害，後來才知道，他是一個左輪槍，他的槍裏呀，裝了三個子彈，也不是四個子彈，子彈是布勞寧的子彈，你也懂得嗎？打出來是一樣打出來，但是沒有力量吶。他大概是買不到，也許是誤會了，一想那布勞寧是鋼的，鋼彈比鉛彈有勁兒。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走來福線，不能轉吶。它鬆啊，小啊。

我就看他抱住了那個人，看得很清楚，這麼抱住，那個人就拿著手槍，這麼打他，他抱著他麼。

哎呀！這個張溥泉他怎麼這麼大膽子，那傢伙拿著槍，他那個槍沒有子彈了，有子彈他就把張溥泉打死了。所以想起來這個事情，那真是！那人家都跑了，我站在那看熱鬧。

哎喲！這張溥泉，我就喊他，就下去幫他忙去了。我下去，我從前學過武，學過一點，不是學得很好，我就上去對兇手先給個絆腳，啪！他就倒下了，張溥泉就撲到他身上，就這麼個經過。

那最難的就是那個照電影的，還在那照電影，他應該把電影照下來的麼。別的人都嚇跑了，都跑了，連警察都跑了，什麼警衛，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張溥泉兩個人了。

那時候在上海的《申報》，我忘了是怎麼報（導）的了，兩個人不都是北方人嗎，張溥泉是河北的，我是東北的，所以他們就說是北方之強啦。

孫鳳鳴這個人好厲害。後來知道是汪精衛的一個衛士，他給孫一槍，把孫打傷了，本來他沒傷啊，打他一槍，不但打他一槍，還踢他一腳，踩他一腳，所以他就不行了。

孫鳳鳴這個人，可以和荊軻刺秦齊名，可惜呀。

他打了三槍。我跟你說，我這人好研究事情，你要我幹什麼，我大事小事我都研究。我太太總罵我，你什麼事都研究！

我是個軍人，我從軍人的角度來給你解釋，他那是一個左輪槍，他這個槍裏，放了三個子彈，只有三個子彈，擱的布勞寧子彈。他為什麼不擱鉛彈？這個人一定想，布勞寧子彈打得厲害。其實他是個大錯誤，因為布勞寧子彈不能經過來福線，子彈頭小。

可他這三槍，這個人的三槍打的，我給你解釋，汪精衛挨了三槍，一槍是打在這兒，打在臉上，一槍打在背上，打在胳膊背上，一槍打在後頭。汪精衛臉上挨一槍，臂上挨一槍，這個後心挨一槍。你聽我給你講啊，我給你解釋，他這個人怎麼打的。他開手就奔他這後心打的頭一槍，這一定是他頭一槍，啪，他頭一槍就打著了；汪精衛一轉身，他就給他一槍，就沖他的心口，沖他的背，啪，就給他一槍。這個人的槍法打得好，在那個時候他不亂吶，你知道不？你要曉得，你得要明白當時的這個情況，一個人在那個時候，還能夠鎮靜住。你想你研究研究他的槍，頭一槍他就往他的背、往心打去了，正沖他的心打去了，這汪精衛大概一扭身，所以打他背上了．他還是沖他這個地方來的。

那汪精衛大概一回身，他第二槍就來了，就打在他這胳膊上了，都沖他這重點來的。第二槍，汪精衛一回頭，他再一回頭就給他腦袋上來一槍，打他腦袋上了。

你看這個人打的，他並不是在這跟前兒的，都離得挺老遠的，差不多有這麼一個距離。那你就研究他這個人，沉著、穩。他沒梆梆梆梆就亂放，不是那樣子。所以說這個人夠一個刺客。

我是個軍人，可以說他打槍的時候，他拿著這個手槍，手一點沒顫，打得很準，一點沒有猶豫，很沉著，這是拿他這個行動來判斷。

那麼把他逮到以後，問案的時候，我也過去了。他那時已經昏倒了，這是汪精衛的一個衛士幹的，打他一槍，踢他一腳。本來我們要把刺客抓住，因為這個差點沒把張溥泉給打死，這個傢伙過去就給孫一槍。我說你怎麼回事？張溥泉都抓住他了，你還給他一槍，你把他打死？我非常懷疑這個人，當時我在報告裏說我懷疑這個人，要查處這個人，我說都要活捉了，你還打他幹什麼？

那個時候，劉月衡是中醫院院長，劉月衡跟他（孫）講，你不要誤會呀，他說你別懷疑我，我是醫院的院長，我不是跟你過不去的，是醫生，是給你治病的。你現在不能活了，明天你就要死了。他說死就死麼。他（劉）說不是這個意思，我問問你，你死了你怎麼辦？家裏有什麼人，誰給你收屍？就要問出他點兒什麼。

這個刺客，問他話，問他家，他說我沒有什麼人。那你老婆呢？

我幹這玩意還要老婆啊？

你姓什麼？他都不說。

他說死了你隨便給我扔哪兒，叫狗吃了算了，我家沒人。那麼劉月衡說，我不是騙你，問你家裏有人沒人不是騙你，是問你有人好收斂你的嗎？他說沒有，我死了你就把我扔了。

對孫鳳鳴，我佩服他有幾樣事，這個人真夠一個兇手，夠一個刺客，值得。

誰說他來的目標是對蔣，不是想打汪精衛？這是誰說的？這個人吶，他跟我說明了，他說我專門來刺汪精衛的，跟蔣先生沒關係。他是怎麼回事，你知道？他是王亞樵的人。他當刺客殺汪精衛的頭一天，那天晚上，王亞樵把太太給他睡一宿。

這王亞樵厲害。後來這個事情證明了，王亞樵是一個殺人的，是被他們廣東人買的，真正的幕後是劉廬隱，是劉廬隱要打的，他要專門打廣東人：宋子文、汪精衛、楊暢卿、楊永泰，都是廣東人，這都王亞樵幹的。王亞樵並沒有目的要打誰，王亞樵是收了劉廬隱的錢，所以那種說法那是扯淡，那純粹就沒有關係。

大陸有個人寫我，他送我一本（書），一步一步地說（這個事），他送我一本，我根本呀就連翻都沒翻，因為我一看就討厭，本來我就看字費事，我就沒看，因為現在臺灣翻的本呀，臺灣翻的東西亂。

所以第一我請求你呀，假如你跟他通信的時候，你替我謝謝他。他是怎麼轉來的我忘記了，上面他還有簽名，交給我的，怎麼來的，我都：：：因為那個東西我連翻都沒翻。我沒看，當時就是那麼一看，就沒看到那上面有簽的名，我就這麼看一看，是大陸（簡體）字，我就放在那兒了。現在因為你這本新翻出來了，我就看了，他那個序言呀，完了看了第二篇，我現在正看到第二，你知道我看書很費事呀，我現在差不多（要用）廿五倍放大鏡呀。現在所以我得一個一點小字那麼往下看。

我給你講，現在的人吶，怎麼講，我說這句也得罪你了，就總想胡寫亂寫，毫無根據地，總要顯擺顯擺我能寫東西，他整個就是在說假話，根本不負這個責任。

王亞樵這個人也是很厲害的，他讓刺客頭一天晚上跟他的女人睡覺。王亞樵死也是死在這個女人手裏，後來到了梧州，她把他出賣了，就是這個女人。你知道他的情形？他死就死在這個女人身上，這個女人和戴笠勾結打他，打他的那些人。

實際是王亞樵拿錢，他的背後呀，背後真正的後臺還是胡漢民、劉蘆隱，還是他們。目標專打廣東的。

【編者注】孫鳳鳴刺殺汪精衛，又稱中央黨部事件，時間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林森，一八六七—一九四三年，宇子超，福建閩侯人，國民黨元老。張繼，一八八二—一九四七年，字溥泉，今河北滄州人，國民黨元老。王亞樵，一八八七—一九三六年，安徽合肥人，民國時期著名殺手。

汪精衛這個人，我之前還對他（印象）不錯，後來他當了漢奸了。

我倒是對這個陳璧君，覺得她了不得，那天給你講了沒？事情完了，把鐵門關上了，大家都跑了，進去了。汪先生他受了傷了，滿臉都是血，擱臉上聾拉血，在那個柱子邊上，就在地上坐著。

我最後才進來，我一進來，汪精衛的太太她出來，跟我走個碰頭，差點碰著，她問，哎，張先生，你看到汪先生沒有？我說汪先生那不在那裏嗎？她看見汪精衛她就過去了，汪精衛就哭了，跟她說，我完了！我完了！我要死了！

這點我佩服她了，我真佩服她了。這個女人啊，你想一個女人看見丈夫挨了槍，而她丈夫說我完了，你想她頭一句話說什麼？那不是做假的，好像人家問我你為什麼救汪？那時候我也不能細想啊？那時候她也沒想啊！她罵汪精衛，她說你剛強點兒好不好？我忘記她怎麼說的了，反正意思是剛強點兒。幹革命的還不早晚有這麼一手？幹革命的早晚就是這個結果！這傢伙多厲害？幹革命的早晚就這個！

你知道她跟汪精衛的關係麼？

當年他倆並不認識，都是國民黨，她救汪精衛。她是一個女的國民黨，並不認識，汪精衛那天要捐軀刺殺攝政王（一九一○年）。她就答應汪精衛，她說我給你幹一下子吧，你明天要死了，我沒有旁的送給你。她就答應他，本來兩個人不認識，就擱這麼，後來汪精衛就和她到一起了。

就說這個女人也是厲害的，真正夠國民黨的資格。

她坐在我前頭，我不知道汪精衛怕她不，我看著都怕。

這個張嘯林，知道這個人嗎？杜月笙知道嗎？當然他們是幫會的人啊。

杜月笙跟我講，他說你到上海誰也別怕，有我杜月笙。他給我三個電話號碼，他說假如你這傢伙滿街亂跑，哪天叫人把你卡住（了）啊，你給我打電話。他說你可小心王亞樵，王亞樵並不一定要和你有仇有恨，只要誰要買，給他錢他就幹。他不管誰。你知道那個故事麼？王亞樵管杜月笙要十萬塊錢，敲杜月笙十萬塊錢。我說月笙這事兒是真的？他說是真的。我說十萬塊錢是你給他的？他說是我給的。我說月笙你怕他麼？他說我怕他幹嗎？我說你不怕他你怎麼給他十萬塊錢？唉！他說漢卿，你可真是，不是我杜月笙低頭，我十萬塊錢算得了什麼？我給他十萬塊錢就拉倒了，我何必跟他找什麼彆扭？何況我給完以後，他就聽我的話了。

我跟杜月笙是好朋友。

我再跟你說一件事兒，我在北方負責的時候，杜月笙找到我了，求我幫點小忙。他跟我說明白了，他說我弄點鴉片煙抽，要到北方來賣，你想法給我保鏢。我說我怎麼給你保鏢？那我不能給你保。我說要不那麼辦吧，你帶的什麼你別說，我也不管，我派車，派我自己的座車，你太太跟你來，我去接你一下就是了。你不要跟我說，你帶的什麼東西我不管，假如有人搜把你搜去我也不管，反正我派一個車把你接來就是了。

我對杜月笙也是非常佩服，因為他是個人物，不能不說他是個人物。

六、熱河失守：東北軍是我的包袱

湯玉麟為什麼跟王永江鬧得不好？王永江比較好戰。

王永江不是我父親的部下，跟我父親過去沒關係，文人之中，他屬遼陽派。當時我父親的秘書長大概是袁金鎧，是遼陽派的，他推薦王永江的。

王永江相當有名，那時他當警務處處長。我這個事情我記不太清楚了。在那個時候，我父親當師長，湯玉麟是旅長。

按湯玉麟他們的意思，警務處長應該在軍人裏頭（選拔）出來，那忽然出來一個文人當警務處長，他就非常反對。他們不合就是從這兒起的，鬧得很凶呀。

詳細的我不清楚，他們那時候常常開會，大概在會場上鬧起來的。那時我還是小孩子，不太知道，反正湯反對這個事情，當時的情況不說它了。湯回去了，（一氣之下）把軍隊也帶走了，帶了一團人走了。差點打起來，後來他還是回來了，回來認罪。

湯玉麟這個人粗野得很，他外號叫「湯大虎」，糊塗的人我們叫「大虎」、「混人」，不是蠻。

那熱河就是他失守的！

我負責東三省的時候，我最難過的事就是這一件事情，我本來打算要撤換他的，可是我不敢撤換他，為什麼不敢？就是因為當時已經是「九一八」事變以後了，我怕我一動他，他就投了日本人。真沒辦法！

本來，我都預備好了，我在北京預備讓宋哲元當熱河都統，把湯玉麟換下來，可是躊躇再三，終於沒有去做。因為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殺了楊宇霆。

我自個說，我大錯了一件事，就是殺了楊宇霆。為什麼大錯呢？他怕我麼？他怕我！那你看吶，他怕我調他上北京，他不敢來！他不來，他明白——他怕我幹掉他、殺他。

當年，他們都不怕我，覺得我是個年輕小孩子。待我把楊宇霆殺掉了，他們一看，好傢伙，這個孩子，這麼凶！

當年，我父親有個部下，叫孫烈臣，知道這個人嗎？那個時候，我當整理處參謀長時，我們在一起吃飯。他就說，如果老帥要殺我，一定就是你要殺我、要槍決我呀！他的意思是說，去執行的人一定是我，最後是我去殺他。

【編者注】王永江，一八七二—一九二七年，字崛源，號鐵龕，今遼寧金州人，曾任奉天省長、東北大學校長。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年，宇明軒，山東樂陵人，國民黨高級將領。

湯玉麟失守熱河以後，我當然要放掉軍權，我是失敗呀。

宋子文、蔣先生和我三個人在一起說話，蔣先生看見我，說一句話，就是：現在船上有三個人，這個船上不能載三個人，總得有一個先跳下去。

我說，要跳下去，那我先跳。蔣先生的意思是讓我辭職呀，回來我就辭職了。

誰說我不願意辭職呀，我這個人是扔就扔掉了，當然我不辭職他也沒法子，我這個人向來是拿得起放得下，不是那麼回事。

宋子文我們兩個是好朋友，我跟宋子文最好。宋子文跟蔣先生不和，為什麼不和呢？這話也難說，宋子文的脾氣也很壞，使喚人非常刻薄。

蔣先生對我，實在是很不錯的，要不為什麼蔣先生死了我有副對聯吊他呢。

蔣先生跟我講啊，他什麼話都跟我講，他說，漢卿，我知道你好玩呀，回來你不要再玩了。第二樣，他說你選擇，你出去以前，國內對你都不諒解呀，你選擇你願意做哪樣事情，我給你兩個事情。那個時候一個叫劉黑七的土匪鬧得很厲害，他說，一個（是）你去打劉黑七，一個是你去打共產黨。

那時候還沒給我派職務呢，當時汪精衛的意思是，就讓我當京滬衛戍司令，我自己講良心話我願意當京滬衛戍司令，頭一樣就是可以到上海玩玩什麼的，不想再幹別的，同時我也跟蔣先生說明白了，但是蔣先生他不答應。

這個大概一般人不明白，東北軍是我的包袱。我當時跟蔣先生說，我不想帶東北軍了，所以（要是）我當了京滬衛戊司令，就不能帶東北軍了，我想不帶兵了，不幹了，那是個包袱呀，這個包袱始終是我脫不掉的包袱。到最後，還是緣於這個包袱。

一般東北軍人就是責怪我這句話：你跟蔣先生是這樣的關係，我們是跟你來的，我們現在怎麼辦？無家可歸，無處可去，中央也不要我們，打死了也不能領撫恤金，軍令部的規定領撫恤金，都是回本鄉本土的去領，那我們都回到東北去領？這事兒不講理了吧。

所以，我這個包袱沒法抖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當時我自己是國難家仇，這東北真是我的包袱。後來戴笠跟我講一句話，當年我們都不諒解你說這句話，說東北軍是你的包袱，現在我們也有包袱了，也是一樣的，我這些部下怎麼辦？

【編者注】日軍入侵，熱河失守時間為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月十一日，張學良發表辭職通電。

七、墨索里尼小姐

這個端納呵，那個楊宇霆的死也有他的關係，他告密，楊宇霆拉他告密。

他本來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後來在北京辦了一個什麼玩意，他是北京的顧問。後來我到奉天去，就把他帶回奉天當顧問，是我私人的顧問，並不是公家的。私人的顧問沒法子給錢，我就讓他辦這個、辦那個，給他弄兩個錢兒。當年我有這麼兩個英國私人顧問，都是這樣開支的。為什麼要我私人出錢？原因是這樣的，我要是政府請他們當顧問，日本人就會也有要求當顧問，那麼這是我私人的顧問，我私人拿錢，就好推了。

端納後來寫過一個東西。聽說有人把它買去了，我覺得恐怕不可能。有人說是在一個外國人手裏頭。這個東西他買去他就要發表出來了，要賣錢吶，所以說不大可能是買去的。

還有個人，叫什麼來的，他的公司就在我嘴邊我說不上來，他的公司現在還有呢。原來他這個公司在奉天的時候，大概是做進出口的這種生意，在外國買賣中國的東西這個樣子，叫什麼來的這個公司，我說不出來，這個人好像姓李，也是很有名的一個人物。

【編者注】威廉．端納，澳大利亞人，曾先後擔任過孫中山、張學良和蔣介石夫婦的私人顧問。

我的煙癮和我的這個大夫有關係，我犯了鴉片煙癮，他就打一針解藥。問題就在這兒，開始一天就打一針兩針就行了，後來越打越多。煙癮發作是什麼感覺啊，難受啊！我那時候用句土話說，是活人叫死東西給管著。你要不能跟它應付完了，那你什麼都做不了。

戒煙要靠很大的毅力。我跟你說，不是我吹，一個人如果能把這煙戒了，那這個人就了不得！

我跟你說，煙癮一犯，難受得像什麼似的，那肉就好像沒皮膚一樣，就好像燙了以後沒有皮膚一樣。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燙得難受。那滋味呀！

這個人是外國人，德國（裔）的美國人，名叫米勒。他給我打種藥，我連著三天處於昏迷狀態，什麼都不知道。要是中國醫生，就不敢那麼做。這個人他對我很好。他膽大。我那個部下跟他說，你要是把他治死了，我可救不了你，你的命可就沒了！

這事是這樣的，早先在奉天時代，米勒是孔祥熙認識的朋友，我不認識他。他到奉天為他的醫院募捐。我就幫上他點兒忙，捐了十萬塊錢。後來他用募捐的十萬塊在奉天建了一個小療養院。後來，他又在漢口也搞了一個療養院，我又捐了十萬塊錢。替老先生捐的這二十萬塊錢。這樣，我跟米勒也算是相當好的朋友了。不過，他後來寫了一本書，說了好多話，其中有一些不應該說的話。

【編者注】戒毒一事，時間為一九三三年三月，張學良辭職後即飛往上海，戒毒即在此時。下面說的出國去歐洲，也是在這一年，回國時間是一九三四年一月。

我跟墨索里尼小姐（墨索里尼的女兒），我倆是好朋友。

她的先生，就是齊亞諾，在中國當公使，後來叫墨索里尼給槍決了。

那時，我正是北方負責人，她到北京來，我招呼她、招待她，就這樣認識的。我陪她出去玩玩，到處看看，吃吃飯，就這樣。

當時沒其他特殊關係，我也沒想到她會喜歡上我。

是這樣子，她有一個秘書，是一個女的，一個意大利小姐，這個小姐告訴我，我才知道，不過她真是對我很好。臨走她告訴我兩句話，那時候我有嗜好（煙癮）。她說，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積極抗日。就這兩句話。

這個秘書小姐後來告訴我，她說，你這個人吶，簡直是不同凡人！

她走的時候，我派我的車送她到天津口。後去上海的時候，秘書小姐說她在車上大哭一場，我說她哭什麼？她說哭你不理她，你怎麼一點也不理會她，她喜歡上你了。我說她喜歡上我有什麼用呢？她說她是真的，你不理她，她難過了，大哭呀。

我和她是屬於應酬招待，都是一種禮貌上的，人家說了我才知道的，那麼這是一段。

後來我辭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針的時候見到她。給我戒針的美國大夫米勒告訴我說，每天早晨都有一個外國女的打電話來，問你的情況，問你戒針怎麼樣，身體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所以，我後來就跟她到意大利去了，她也是拿專車把我接進去的。到了意大利，後來就待不了了，人家那麼客氣，對我那樣好，所以，後來我就走開了。

我和她沒有關係，完全是好朋友。我對她客氣得很。

墨索里尼對我很好，我見過墨索里尼幾次，我認為墨索里尼說的話也是好話。

我到那兒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是帶著任務的，他認為我有政治活動。他跟我講，你到歐洲來是沒有用的，現在歐洲自顧不暇呀。中國要想對付日本，意大利一點力量也沒有，我們沒有這個力量。能對付日本的，只有美國，英法都自顧不暇呀。

墨索里尼說得也對。

後來墨索里尼就非常地（發）火，為什麼火了呢？我可惜了當時的那些信件，因為國聯制裁意大利的時候，中國是一腔沒發，同意完全制裁。他說，我意大利對你們中國這麼好，你們還這樣對我，非常氣！回去大罵我，我說我不負政治上的責任。

八、胡漢民

胡漢民沒有反對我，他不是反對，他當年有誤會。

我到南京的時候，蔣先生對我非常客氣，那我是國民政府的委員，我的秘書長是給了考試院長。

他當時是這樣說的，他說，蔣先生，你不應該這樣子，好像是拿名氣給人家，你好好地，他是年青人吶，你好好地待他。

說起來，胡漢民這人相當正派，胡漢民這人吶！

我給你講胡漢民這一段兒。

我在國外回來的時候呀，經過香港，他的意思是要把我留在香港，他派胡木蘭，他女兒，到船上接我，接我去見他。有他，還有一個叫蕭福成的。

在那兒，他就勸我，不讓我回到南京，我沒答應。他說，你這時候好好玩玩，到廣東、廣西去玩玩，好不好？意思意思。我說，我已經跟蔣先生約好了，我一定回到南京去，我到南京看一看再說。

他跟我講啊，他說汪精衛啊，他罵汪先生。他罵汪精衛罵得比咱們好，這老頭說的話！他說當年吶，在總理面前是我們兩個人，一個是汪精衛，一個是他。他說，總理總是派汪精衛到外頭辦外交，派他做這些事。幹這些事都得說假話呀，不能說真話，他說汪精衛習慣了，跟誰都說假話。對誰都假。他說我老待在總理面前，是什麼話都敢講，什麼話都說。總理也原諒我，我什麼話都說，我也說慣了。

亂戧戧說實話，得，惹禍了，再說實話就惹禍了。他那意思就是罵蔣先生。

很有意思的一句話，一個是汪精衛說假話，一個是我說實話，而說實話的，得罪總理呀。也就是說什麼總理（都）不在乎，好聽不好聽的都不管，他說我說慣了，再說就說錯了。很有意思。

「四維學會」是這麼回事情，那個時候我這個人的思想變得也很快，我在歐洲回來了，就主張唯一領袖。那時候的藍衣社不是我，後來老先生答應了，讓我做這個學會，就叫四維學會。

「四維學會」裏頭有一部分是我的人，一部分是老先生的人。那現在還剩下誰了？鄧文儀是，劉健群死了，好像還有個姓劉的，現在活（著）的，還有袁守謙，現在還在的，大概就剩他們幾個了。裏頭最熱心的有個叫什麼喬，現在這個人也沒有了，死掉了。

學會後來沒有多少日子就散了。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張學良

一、要還，就把東三省還國家

我現在要有幾點聲明，你記一下，我都記住了，沒寫下來，就擱我腦袋記著來的，本來我想寫的，我不寫了，你知道我寫東西非常費事。你預備好了，我這兩天覺沒睡好，腦筋不太清。

第一個，說我的二伯父是當土匪被殺的，我跟你講過這段故事嗎？他不是被殺的，所謂土匪，就是因為我的二伯父去報仇去，後來是被判了十年刑，我不知道那個時候前清的規矩是怎麼樣，說是坐獄，他並沒去坐獄，是我二伯父的二伯父，就是我的二爺，替他坐獄了，後來那個人就死在獄裏了。我不知道前清是可以有人替坐獄的，這個我不知道，我不懂。

我的二伯父後來就當了地方的保衛團，我們叫保衛團，是保衛團的團總。他去剿匪的時候，打仗陣亡的，他死的時候我還去了。他是陣亡的，打死的，我還看他的傷了，一槍從這打進去，從這出來。他彎著腰，自個拎著槍，那土匪拿槍打過來的。那一仗裏死了三個人，還有另外兩個人也被打死了。他叫張作孚。這是第一個聲明。

第二個聲明，這個我更是要重要聲明，它那上面講呀，不過後來它也講了一點點，講我回到東北，有很多的為難，就說張作相跟我有競爭的意思。沒這個事情，不但沒有，這個地方我還要特別聲明。

我本人起來，並不是我父親幫的，當然我父親要扶持我了，那上面說我是我父親提起來的，我不是的。完全是張作相把我提拔起來的，完全是他一手把我提起來的，我跟你簡單說，我的提起來的原因是什麼原因呢？張作相這個人對我父親啊，比我自己對我父親都好。我看見我父親對他呀，有時候我都毛骨悚然，那隨便就罵呀。他都已經當師長了，隨便就罵他，他也就是那麼恭恭敬敬在那兒等著。

我講我的歷史了，與別的無關呀。

我在講武堂呀，並不是我有多大能力，實在是那時候講武堂裏都是行武的人，尤其我進去以後也是很努力，因為我這人怕將，將這句話你懂不懂？怕激將，沒進講武堂以前，我父親就說，你算了算了，你別進，你別進，別給我丟臉，你別幹了一半下來，你在講武堂受不了。他也不是激將，也是實在話。

我年輕的時候身體很不好，進講武堂以後身體才好的，那麼我進了講武堂就很用功，那麼我頭一期頭一個月考，我就考第一，那第二個月考，我又考個第一，第三個季考的時候，我又考了第一。不過第三個月考的時候，我沒考第一，季考，一季一季考，我又考第一。

那麼就在學校裏鬧了風頭了，學生就說教官是看我是大帥的少爺啊。

某一天，我們堂上的教育長叫熙洽，你知道熙洽是誰？他是保皇黨的，不過熙洽這個人很厲害的，他是張作相的人。張作相當團長時候，他就是張作相的團副，我們叫團副，現在叫副團長，當年叫團副，他是從日本回來的。當年那時候團副大多數都是像教練官一樣，訓練軍隊。

這個教育長那天忽然上堂來了，就到堂上把座位都給我們調了，調完了就當堂出了四個題，四道題就是和步、馬、炮、工有關的四種題。講武堂是兩堂，我們這個講堂的人，全堂的人就我一個把這四個題給答上來了。那麼教育長就把這個題當堂拿出來給學生看，說我絕不作弊，他不知道我出的題呀，你看你們誰也沒答對、沒答全呀。

因此，我在講武堂就差不多露頭角了、出名了，就因為這件事情。那麼這件事情就傳到張作相的耳朵裏去了，張作相看見我就講了句話，是我們奉天話：有出息呀！

我那時候年輕，才十九歲，並不顧慮一切，後來我才知道他存心了，他就存心要提拔我。簡單地說，所以沒出講武堂，我就當團長了。那時候張作相是27師師長兼衛隊旅旅長，是我父親的總參議，他有這麼三個職位。那這個衛隊旅旅長，他就沒辭掉，所以他就把這個第２衛隊旅的第２團團長的任命給我了，那時我還沒出學校呢。原來的這個團長，他把他調到旁的當團長去了，就讓我做這個團長。

所以我說我是一手受他提拔的，不是老帥，我進講武堂的名義，是因為我是我父親衛隊營的營長，那時候我父親答應我的，你要好好幹，我給你衛隊營營長（做）。那麼我在講武堂當學生，實際上已經是衛隊營長的名義，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是調去的軍官。那麼我就當他的團長，實際他那意思就是讓我當他的旅長，我當時是不知道，不明白。我那個團長還沒就任，還在學校，他那旅裏頭有什麼事，都讓人來問我。我那時候年輕，你問我，我就答應呀。參謀長出缺了，他把參謀長也調走了，副團長出缺了，你推薦個人吧，我就推薦。

事實他就是預備我當旅長，我自己當時不知道呀，你要問我，我就說唄，旅裏有事就問我。那我出來了，就任團長，就任也沒幾個月，他就讓我給他代理旅長，他有好多缺呀，他讓我去代那我就代，我給他差不多代了五年也不六年，我才真正當了旅長了。我就說是他提拔我。

那以後，中間的我不說了，他當了吉林督軍，他就保我當27師師長。

【編者注】此節是張氏針對某本寫他的書上的不實內容，所作的聲明。熙洽，一八八三—一九五○年，愛新覺羅氏，一九三二年曾出任偽滿洲國財政總長等職。

到我父親死的時候，我能接管奉天，那實實在在是因為他，我父親的事情，我可以擔任一部分呀。

那麼在奉天、在那個大的會議場合，我跟你講過這段沒講過？這段很有意思的。

我父親死後，我回到奉天，奉天不光是軍人呀、政治呀什麼什麼與會的人，還有地方的人物，大家開很大的大會，奉天那時候還未跟中央接觸呢，開會就是決定誰來做東三省保安司令，也就是奉天的首領了，那當然應該是張作相。

張作相再三在會場上說，我一講到這，有時候我就想掉眼淚，他講呀，他說大元帥要是好好地去掉，就是好好死掉，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他現在是這樣的遭遇呀，那我一定要你繼承他的事業。他那意思，是說我父親要是好好地死，好好的事情讓我做，我當然就做，那麼現在既然是這樣的遭遇，那絕對讓兒子上來。所以我一說到這裏，我心裏就很難過。

當著眾人的面，他說漢卿，你心裏不要多想，不要，我怎麼樣服從大元帥，我就怎樣服從你。那他是我長官啊，他一直是我長官。但是他也說明白了，他說你要不好好做呀，你要不好好幹，我到屋子裏我拎著你耳朵我打你耳光子。我們奉天都講感情，所以我很難過呀，他不但沒有爭，整個是他把我推上去、推出來。後來大家都通過了。

我當年是有點為難，為難什麼呢？他們都是我的老前輩了，尤其他是我的長官，那我有事情更是不能如意地做呀。當然我有重要的事情，我要徵求他的意見，那有時候他的意思跟我不一樣，我就得為難了。他們是一種很保守的老人呀，那這個事情是有的，但是沒有爭這個事情，那是沒有的。有顧慮當然是有的，這是一個張作相的問題。

我在東北的家產都扔給日本人了，我給你講過這事兒沒有？你要知道我在東北的家產有多大？我沒講過，我在那個時候的錢，雖然不能說稱億吧，反正我有五六千萬家產。日本人把我的家產都要還我呀，「九一八」以後要還我呀，他們弄了三列火車把我的東西都送來了，我那畫都很值錢呀。我跟本庄繁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上日本也是他陪我去的。他給我寫封信，說你那東西是我花錢給你包上的，都包得很好，三列火車，送到北京正陽門外車站。

他還派來一個人，還寫封信給我。我大火呀，我說你這是在羞辱我呀，我是地方長官呀，我決不拿我自己東西，要還，你把東三省還國家！這些東西，原來在我家裏怎麼擺的，你給我照樣擺好，我自己會拿回來。可是你要不給我拿回去呀，我可給你個羞辱，別說面子上不好，我全放火燒了，我就在這燒了，那時候你的臉上就不好看了，你趕快照樣都拿回去。

我的家產怎麼樣呢，大倉跟我家過去有關係的，我的姐姐跟姐夫去日本都是大倉照顧的，大倉說你把家產託付給我，我給你管理。我說我跟你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敵人。我就是這麼倔強的一個人，因為這個，我的家裏親戚包括父母都罵我說，你這個小子。

我把我那個堂弟槍斃了，他跟日本人勾結．當然抓到證據呀，我沒證據怎麼能槍斃他？日本人給他槍，還給他招兵買馬。他這些事都是在我的家鄉做的，「九一八」事變了，我雖然不在東北，但我東北還有人呀，把他槍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打死的。

這個本庄繁啊，我到日本去的時候，是他跟我去的，我們倆相當地好。「九一八」事變，本庄繁他把我的私人的東西裝了三列火車給我送走了，寫一封信，送到北平，打發個人給我寫了封信。我火了就因為這封信，他說我打發來的這個人吶，是我很接近的，否則我就不會派他去了。咱倆是私人的關係，你的東西我送還給你了。

我火就火在這兒，我說我是封疆大吏，我將疆土丟掉了，你送還我的東西，你是給我羞醜，我的東西照樣給我拿回去，原來擺在哪兒你給我擺在哪兒。他自個兒想，你看我花六千塊錢吶，用我私人的錢，我個人的錢給你做包裹，給你送來的。我說你呀，我原來怎麼擺的你給我怎麼擺，我自己會拿。你要還我，首先你要還我土地，我的土地你還給我，我是封疆大吏，你這樣是羞辱我。

他說不拿，我跟那個人說你不拿，我可跟你毫不客氣啊，你別說到那個時候，你給本庄繁丟臉。我就有點火了，那時候在北京的正陽門外火車站，我說我放火都燒了，我說我給你丟臉，不是要跟你作對，是給你丟臉。

這樣就又拉回去了，他就都拍賣了。所以外頭現在有好多東西，都是他給我拍賣出來的。都是我的東西，還有我私人的畫，最要緊的是我的畫，那些畫差不多有幾千件。那個東西呀，我看過別人有一兩件，我才知道他拍賣了，不過他聲明了，他給我拍賣了。那都是我的家產吶。

我家啊，原來跟日本的大倉有來往、很好的。等到「九一八」事變，大倉就出來跟我說，你把你的家財，可以託付給我，我給你代為保管。我說你別客氣，我跟你毫不客氣，（以前）我們是朋友，但今天我們是敵人，我說你願意拿你就拿，沒關係。

【編者注】本庄繁，日本軍人，曾任張作霖的軍事顧問。一九三一年已月起任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日本投降後自殺。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有一個人，也是我的部下，這個人已經死掉了，他很可憐吶。他本來是我部下，我臨出國的時候，我託付我的部下關照他，那時候他跟我當中校，我本來很想提拔他。那我可以說這個人是誰，吳俊升你曉得吧？是吳俊升的兒子，也是我在講武堂的學生。我就想提拔他。

等我回來，他就沒有了，他不幹了，不做了。我就心裏很不高興，我就說我的部下，是不是你們對他做啥了，有對不起的事情？他們說，副司令，你得當面問他自己了，我們沒幹啥。

那麼我到漢口的時候，我就讓他來，就想問問他。

他就很奇怪，一天晚上來的。很奇怪，來了我就心裏奇怪，怎麼白天不來晚上來呢？我問他，我說是不是他們對你有什麼？沒有那你怎麼就走了？他不肯說。我就問他為什麼，我說你就說麼，你跟我講麼。他跟我講啊，他說是這樣，日本人把他的財產都還給他了，把他在東北的財產都還給他了，但有一個條件，不能再做中國的事情，不能給中國政府做事情。

我說那好了，我說你今天出去，從今以後我不許你進我的門，我不認識你這個人。你從今以後你不要再上我的門。我也告訴你，你來了我也不見你。你就因為這麼點兒錢，你就不做中國人了？就因為你這麼點兒錢吶？我說我沒想到你是這麼一個人。這個人真是可惜了，他趁（掙）的錢、他的家產比我大，奉天他家是第一。他死的時候，一個銅板都沒有，我說當然了。死的時候十塊錢他都沒有，窮死了，你能想像嗎？

他父親是黑龍江督軍，那時候，在奉天也就像這個時候，要辦一個事情，他捐點兒地，你別說他旁的，就是這個，就是他捐點地，這地就有兩個火車站那麼大。

東北地方大，講地都論畋講，十畝一畋，一方是多少呢？一方是三十畋，三十畋就是三百畝。他家大概有五萬方。

為什麼地方大，為什麼？我就講這個歷史，你才能明白。

我們那時候的大家——就是國家也有相當的地呀。——都是蒙古人的，蒙古的王府（爺）、蒙古人，他自己把家裏的地呀，開放賣。本來那個地方，都是蒙古人的地方，他那王爺把地劃出一部分，來賣。他拿一半錢，我們政府拿一半錢。那麼他一賣那就是賣好大一片呀。奉天好幾個縣吶，一賣就出來兩個三個新縣吶，兩個三個縣治呀。

二、我的事情就是到36歲

人呀，失敗成功不知道，了不起的人一樣會有失敗，我的一生是失敗的，為什麼？一事無成兩鬢斑。

我不是謙虛，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的一首詩：白髮催人老，虛名誤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雲。張岳公（張群）他總罵我，說這首詩最沒意思。

如果我這一生重新來過？我九十歲了，還來什麼？明年興許就完蛋了。

我給我自己下了一個考語，最近有個好朋友見我，我就跟他說一句，我說你不要再說那個話了，英雄？什麼英雄，泄了氣的英雄了！

現在我自個兒想我自個兒，可以說我失敗。

我年輕時候，做事完全憑我自己，我也沒有跟人商量，有時候很大很大的事，有一兩次我是跟王樹翰商量。我對他還相當的信任，他是我的秘書長，這個人對我也很負責．我從來沒跟誰計較過，全憑我自己。

現在想我自己做的那些事情，我年輕時就是驕傲了。怎麼驕傲？經過幾次大事，郭松齡倒戈，郭松齡倒戈是個很難度過的事情；我父親的死，是我最難度過的。這都是大事，內憂外患，我都給對付了，那我也度過了。後來跟中央的合作，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過了這些難關，因此，我自己得意得很。那時候蔣先生差不多等於把北方勢力完全交給我了。我常常自個兒說，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說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都交給我了，管理那麼些個省，我那時候才二十八九歲呀。

所以，我自己現在想起來，是我自己驕傲了，我沒跟人家考慮好了。我從來不像人家，考慮將來這個事情怎麼地，我不考慮，我就認為這個事情我當做，我就做！我就跟你說句話，我有決心的時候，都是這樣決定的：我是不是有私心在裏頭？我是不是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問心無愧？好了，沒有！我問心無愧，我沒有私心！我敢跟你說，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變）沒有私人利益在裏頭，我沒混過與我自己地位、利益有關的東西，我沒有！假設我自個要地位、利益，我就沒有西安事變。我跟你說，我大權在握，富貴在手，我什麼都不要，所以蔣先生也能原諒我。我是管蔣先生要錢，還是管他要過地盤？我沒有！

我犧牲我自己，為什麼？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不要打了！

蔣先生是原諒我了，不原諒我，他不把我槍斃呀？我到南京是預備被槍斃的，我是應該被處死刑的，我是個軍人，我懂得。我也帶兵，也帶過部下。假設我的部下這樣，我就把他槍斃了。

到南京，我真是都準備好，預備死！我這個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呀，我不在乎的，真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還敢說這句話，當你面說，假如國家要用（得）著我，雖然九十歲了，我赴湯蹈火我不推辭！好事我不幹，假設那個事沒人能幹，沒人敢幹，我今天雖然九十了，我還是想。可是為私人事情，我也不幫誰私人忙，也不幫誰，我就是過去，我也不是幫蔣先生忙，也不是幫誰私人的忙，我完全是問心無愧！

西安事變的時候，（有人）說我放了蔣公是為了給蔣夫人一個生日禮物。

到南京的時候，那我真決心去死啊，南京把我槍決了，我不敢說；要是我部下這樣子，我就把他槍決了。那我對老先生，我要負起責任吶，可以說，大部分的決心我是下定要死了。

他不在了，現在我講，否則，我不講。本來我是決心至死不說出來這個事情的，西安這事，至死我不說出去的，不是因為面子的事情。你問我，我不能不說。

別人說「擴大會議」的時候，我是幫蔣先生的忙。不是！是我的主張，我認為他那麼做是不對的。

我跟蔣先生兩個衝突，沒旁的衝突，就是衝突這兩句話，就是兩句話：他是要「安內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內」。我們兩個衝突就是衝突這點，沒有旁的衝突，一點衝突沒有，旁的沒有衝突。

所以呀，蔣先生的那個秘書，叫汪日章，他說，我從來沒聽見有人敢跟他這樣子吵的！

我跟蔣先生是痛陳吶，蔣先生也罵我，罵得很厲害的！我說，這樣下去，你就等於投降呀。蔣先生說，漢卿呀，你真是，你無恥，咱們軍人從來沒有「降」這個字。我說，你這樣做比投降還厲害，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這樣子叫人家不戰就把我們中國一點點吞去，你不等於比投降還不如？

蔣先生大罵我呀，我跟他這樣吵呀，蔣先生當時看我的情形很怪，後來也很安慰我幾句。

還有蔣先生幾句話，現在他已經不在了，（否則）我不願意說出來。他一句話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為學生運動時候，我不好意思再說他了，因為我真是氣呀，他說用機關槍打，我說機關槍不去打日本人，怎麼能打學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這句話把我激怒了。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你別看我太太跟我這麼凶，她可是怕我發火，我要是發了火，我誰也不怕的，我發火會開槍打人的。我真怒了，所以我才會有西安事變。我怒了什麼呢？我的意思是這麼一句話：你這個老頭子，我要教訓教訓你！

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我就是這麼一個人。我最近我自己發現一個事兒，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真是三十六歲，從二十一歲到三十六歲，這就是我的生命。

蔣公這個人，我認為他失敗了。

蔣先生這個人，我跟你講，我不願意批評他。蔣先生這個人很頑固，很守舊的，太守舊了！這麼講吧，我擱這麼一句話批評他，假設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這麼一句話。他認為我說的事都是對的，我做的事情就應該是對的，他就剩個派頭。

說實在的，蔣先生對我，我暗中想，他對我也相當看得起。覺得我有種？這話倒不敢說，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戰他的權威，我損害了他的尊嚴。

但是，我到了南京的時候，我也說這句話，我當時在西安，我也說過這個話，不曉得西安現在還有人在不在，不過最近死了一個人，還有我的處長都在那兒。我當時就說，好像燈泡，我暫時把它關一下，我給它擦一擦，我再給它開開，讓它更亮。實際上我這樣做，他不是更亮了？

我到南京，他們問我，你為什麼你要自己來送。我說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說那是個泥菩薩呀，所謂首領就是個泥菩薩呀，我把那泥菩薩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把這個泥菩薩扶起來。它有靈，拿（它）我腦袋疼，不能不給他磕頭呀。

到南京，我一樣是請罪，（再）一樣我也是讓他維護權威，既然這樣答應了。

那蔣先生也真是說到做到，當時我沒跟他講，現在我可以說，他後來也真是做到了，他沒說假話：我不剿共，我不剿共，跟共產黨合作。

這是他親自跟我講的。不是我當時聽到，我絕不說這話。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他不願意我把這個事情說出來，但這個事情，我現在都可以直截了當說的。

我是跟周恩來見面了，我跟你說，中國現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來，我最佩服他。

這個人，我們倆一見面，他一句話就把我刺透了，他也相當佩服我，你看周恩來說沒？可以說我們倆一見面，我當時我答應周恩來了。周恩來說，如果你能夠做保證，那我們共產黨呀可以放棄掉這些個事情，我們很希望這樣，你能領導，我們更願意。我說我去說服。我自個太自驕了，我說我去說服蔣先生，我可能把他說服了，我負責任，我說我給你保證，如果你們這個條件是真的，都是這樣，不變。他說好。

我說這樣子，我跟蔣先生去說說，我這方面我負責任，你那說的話可算話，大家說話說了算。那也許我上了他們的當也不一定，這話別這麼講，但是周恩來我們倆說得很確實，他說，如果你真能做到這，我們立刻執行計劃。不過，他說，他要求兩個條件：一個，把陝北這個地方還給我們留著，讓我們的後方家眷在這兒待著；一個，你不要把我們共產黨給消滅。這是兩個條件，其餘那我們一切都服從中央，軍隊也交給中央改編。我們當時訂的是這樣計劃。

那麼後來等抗戰時候，我跟蔣先生還請求帶兵呢，蔣先生的秘書長跟我講，他說那就是蔣先生怕你呀，你知道那是拿你當個靈芝啊，當個寶貝，這邊拿著你，那邊也拿著你，怕你跑到那邊去。

那個時候我們想這樣，說好了，閻錫山、東北軍、共產黨都聯合，三方面軍隊這麼擺著，作戰的時候這麼擺著，我們絕對跟你，服從你指揮，跟你作戰、合作，都說好了。

我為什麼跑到閻錫山那兒去呢？西安事變之前，那時候，我已經跟共產黨有聯繫。我就說中央呀——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出來我也不怕了，中央糊裏糊塗，他就不知道我跟共產黨已經有聯繫了。和戴（笠）先生我們頭一次見面，他說我真沒想到你會這樣，我說你那些特務淨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務」不了了。

閻錫山這個傢伙是老謀深算的，他沒有什麼感情，講什麼同情不同情的。

有人說，西安事變，閻錫山拍了一個電報寄給我，電報裏面說叫我殺掉蔣介石。我沒收過這種電報，我不知道，換句話說，我記得沒這事，反正我沒看到。

我那個時候，你知道西安事變以後，那時候我忙得了不得，應付著各方面的事情，我差不多都好幾天晚上沒睡覺，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四面八方的。

所以後來回到洛陽，我就倒頭睡覺了，累得很，太困了。

還有人說閻錫山扯我的後腿，我很生氣，好像本來是大家相同的，後來又怪我不對。這事兒我不知道，那政治這個事是不一定的，他自個要留個地步，不能那麼講，明白嗎？說這話是不懂這個政治。

還有，我告訴你，我還曉得，什麼事都得想揭穿了！

錢大鈞，好是好，但是他繼續做我的參謀長，就不會有西安事變，（則）這個話不能那麼說。晏道剛也不是喜歡不喜歡，錢大鈞也不是喜歡不喜歡的問題。簡單說，我那個參謀長，就是蔣先生派來的一個間諜一樣，這個晏道剛是一個好人，是一個老實人，錢大鈞比他油條。

所以蔣先生對晏道剛很氣，他（晏）並沒事前發現我的事情，那事兒他沒留心，他雖然在這兒也不知道，換句話說，他也沒有那麼注意，他沒那麼多心，就說，他是老實人麼。

那特務就淨胡扯淡，正經事兒他也不知道。ＣＣ裏做得更糟糕，後來他們那些個玩意兒我都看見了，胡說八道，根本沒那回事情，他報告的事情都沒有那回事情，那報告的什麼玩意兒？根本花那個錢那真冤枉透了。

所以說，那個時候中央就吃這虧吃大了，所以對各省都沒好感，對哪個省都沒好感的原因，就是他們（特務）在裏頭搞的，中央就信那套，其實人家並沒那個事兒。

我這人用人就不同了，我管東三省，我從來不幹那些事，我做事兒我要疑了你，我就不用你，我用你，我就把全權給你。我向來這樣做事。

所以人啊，我這個基督徒，你怎麼待人，人也怎麼還你，那孟子說的話一點不錯：君之視臣如草芥，臣之視君如寇仇。你怎麼待人家，人家也怎麼待你，你用這法待人，人家開始不知道，慢慢知道了，嗯！人麼，當然人家也是人。

我現在九十歲，你記住我的話，尤其是年輕人，做事情，我告訴你要緊的兩句話：問心無愧。也許我錯了，但是我會聽。我對你們真心。

張學思抗戰的時候（一九三七年）到溪口去看我，他本來是黃埔的學生，是蔣先生的學生，黃埔十一期的。

那次是這樣，不是談話，那時候我身邊都有特務。那談話也沒談正經事，他談他是共產黨。我看書，他說你不要看那些沒用的書，那不是正經書。那個時候，他很厲害，他說明他是共產黨，他在學校就是，就搞。所以我說，國民黨過去是大失敗，他們同學好多是共產黨。他在軍官學校的時候他就是共產黨，他們叫Ｃ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呀還是什麼ＣＹ。

他畢業的時候，本來我是把他推薦到胡宗南的軍隊，那麼他是沒去，他沒去，就跑到東北軍去了。他大概上東北軍要搞什麼，後來他在裏頭鼓搗得很厲害，東北軍後來有好多都跑到共產黨那邊去了。比如現在那個最厲害的呂正操、萬毅。

張學思後來被害死了，就說他是東北幫的首領，那時候就是這個「四人幫」說他是東北幫，就是因為這個。

在我的兄弟之中，我最喜歡這個弟弟，你要知道，我從前說過這句話，我寧給好漢牽馬墜瞪，我不給懶漢當祖宗。你懂我這句話？我這個弟弟有骨頭，有骨氣。我那二弟弟我罵他色大膽小。這個傢伙真有骨氣，我的弟弟之中他最有骨氣。

他不但是罵我，我那個三弟，就是他三哥，他倆是同母的，我的三弟在北戴河喜歡一個女人，是一個中國一半外國一半（的混血女人）。你說那個時候找外國人啊，我母親就非常地氣，我的第四個母親，我父親的第四個太太，生他們兩個兄弟的，就拿鞭子打他，讓他跪下，打我這三弟弟，大打一頓。我的四弟弟在那塊兒看，等兩人回去了，我三弟弟就哭，就罵我這四弟弟，說你沒手足之情，媽媽那麼打我，你就不說一句？你不講情呵，你連一句話都沒講，那麼打我呀，你在旁邊一句話都不講。他說我不講話更好，怎麼的呢？我要講的話，我就讓她再打你。

這個骨氣的傢伙，本來我預備讓他在海軍、在東北做，他很喜歡海軍，他浮水浮得很好。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

我給我自己下了一個考語。最近有個好朋友見我，我就跟他說一句，我說你不要再說那個話了，英雄？什麼英雄，泄了氣的英雄了！

——張學良

一、「懺悔錄」風波

「懺悔錄」啊，這個我要說啊，我要說秘密了啊，我宣佈我沒有寫過那個東西。

怎麼一個事情呢？

蔣先生，他要寫《蘇俄在中國》這本書，他要寫這樣一個東西，這個事情後來不是鬧得很厲害嗎？你知道這段故事了？為了寫這個東西，蔣先生跟我講，說西安事變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他要寫書，他問，到底是怎麼搞的這個事情？

那麼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過那個文字呢，這個千萬別說，不過，現在是不在乎了，我告訴你，文字的前頭稍微改了一點兒，後頭那都是我寫的。

那前頭是怎麼換的？他老先生看見這篇東西，很得意、很高興。我在信的開頭怎麼說的？現在這信我還保存著呢。我的信稿呀，一開頭說西安這個事情，我是決心至死閉口不言的，我跟什麼人我也是閉口不言，我不說，但是你問我了，那我竭誠相告。一開頭就是這個，那底下接下來，就說我個人怎麼怎麼的了。就這個前頭，他把這段去掉了。

誰去掉的呢？大概這是（蔣）經國幹的事。他去掉了，就把這玩意兒送回來了，他把前頭改了，加了一點兒，那麼也沒說這玩意是我的「懺悔錄」。

他要幹什麼呢？把這個東西發表呀，給這個政治部看。

那麼這個東西，後來也不曉得是什麼人?，我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政治部的人幹的，所以後來鬧得好多人給撤差了。

【編者注】一九五五年，按照蔣介石的要求，張學良開始寫西安事變回憶錄。之後蔣將回憶錄轉給蔣經國，再後臺灣《希望》雜誌將其全文刊登，由此引發出一場風波。蔣介石為此大為惱火，責問蔣經國，《希望》雜誌因此停刊，相關人員受處分。

我並不是像外頭說的那樣，說我跟老先生有誤會，不是這樣的。這個東西一發表呀，題目寫的是《西安事變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假設他要不寫這個名字，要是寫《張學良懺悔錄》呀，那我也不吱聲；他寫「懺悔錄」，（署名）張學良，好像我自己發表出來的一樣，你明白？所以我就把這個問題給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並不是說我反對，不要誤會，我並沒發表這個東西啊。我就這麼給老先生寫的。

蔣先生火了，怎麼翻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蔣先生常常在一起，還常常通信，實際上他常常來信。我就聲明啊！不是為旁的，我聲明這東西不是我發表的。我的意思是說，你別認為好像我發表了什麼東西似的，我可沒搞這個東西。

那個發表的人糊塗，他要不寫那個題目，要是寫《張學良懺悔錄》，我不吱聲。他寫《西安事變懺悔錄》，這底下張學良的名字明明白白地署了，所以，我說這不是我發表的呀，我沒發表這個東西呀，什麼人發表的我不知道啊，在哪兒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就給老先生送去了。

那個蔣先生，後來把我麻煩死了。

他後來看看我寫的那個，他說你很會寫東西嘛，你寫嘛，要我還寫。他說你把過去的事情都寫一寫嘛，我就不願意寫。他說你把過去的問題，北洋的事件、北洋這些個人，都可以寫寫麼，沒事情嘛，你寫點東西。

他讓我寫。

我也懶得寫，為什麼？我懶得寫！

這寫東西啊，不像擱嘴跟你說。你要寫到紙上，就得像個玩意兒似的。讓我寫東西，拿槍桿的讓他拿筆桿，那不等於趕鴨子上架麼？所以，我就不怎麼願意寫，我稍微寫了點，後來就不寫了。你知道寫文章這東西，不但因為那個原因，而且我又沒有參考材料，明白？你想，咱倆一說，這年月就不對，而且人也不對了，那件事不是那個人幹的，那個事兒是那個人的，我常常給弄錯了，張冠李戴了。

還有，我最怕的，你一想寫東西，就得回想。你像我寫西安事變，這我倒很容易寫，那過去的事情很簡單。那假如讓我寫過去的事情，就說寫我父親的死，我就得回想啊。簡單地說吧，你要問的問題有好多，比如說，郭松齡他為什麼事變的？這前因後果怎麼一個事情？那我都要想啊。那我傷心的事兒，我自個兒痛苦的事情都想起來了。

那個「懺悔錄」，寫的那封信，我沒拿回來。我不知道，大概是誰把那信給改了。信頭改了，讓我拿回來，我就重新給他寫一回，我重新寫。但是拿回去，那信給發表了。至於結果如何呢？那就是這麼個事情！大家誰都不知道這個事情怎麼出來的。後來出來很多風波呢。

那個「懺悔錄」出來的時候，我就認為，那個人，那一定是政治部幹的事。說政治部的人吶，糊塗、混蛋。你們這幹新聞處的也常常幹這混蛋的事。真的。那個我批評你們搞新聞，這個宣傳，常常不會宣傳，不懂得這個宣傳，就是完全的主觀宣傳。他要寫個《張學良懺悔錄》，我不能說什麼話！他寫個《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這個東西好像我自己發表出去的。那我就給蔣先生寫封信，我並不說我反對，我說我可並沒發表這個事啊，誰發表的我並不知道。

你別認為我怕蔣先生誤會是我發表的，我怎麼能把這樣的信發表呢？這事兒不是那麼回事啊！

我說我怕蔣先生誤會是我發表的，是因為那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吶，你明白？所以你要寫出來《張學良懺悔錄》是旁人搞的呀，是你寫的懺悔錄，是你寫的張學良，你明白？你這個當宣傳的，你也懂得這個吧？

那我就要請蔣先生把這個東西弄清楚。我就這樣重申，我說這個東西可不是我發表的呀，我不知道什麼人發表的，不是我發表的呀。

蔣先生大怒。怎麼火了，怎麼罵的，他們怎麼個結果，那我就不知道了後來。反正就這麼回事，外頭不知道真正的事是這麼回事。

我最怕人家這個，所以我說我不能寫東西，我就不知道。

我不會記年月，我就會記得那年是幾歲，就會這個，其餘的我不知道。那年什麼年我也不知道。

蔣先生問我這事幹什麼呢？就是他要寫《蘇俄在中國》，那裏有西安事變，那件事到底怎麼回事，他要寫，他怕寫錯了，他很注意地問我，那我就對答。我因為寫那篇文章，蔣先生很奇怪，他說你怎麼寫這麼好的文章？你能寫這麼好的文章？後來他叫人告訴我，你就寫文章吧。讓我寫，我就隨便寫了一點，後來他不再追問我，我就不寫了。我說，我高興（就）寫，不高興，我沒耐心寫。

那個時候，和蔣先生也不常見面，有時候見面。

做禮拜天天見面，每個禮拜見面，每個禮拜他一個人去。可是我們不說話，他在前頭，我們在後頭，每個禮拜。他做禮拜他從來不說話，誰也不說話，做禮拜沒一個說話的，就他來了，行禮的行禮。那就是見到面了點點頭了。

老先生對我還是不錯的了。我不是說過，他死了我寫了幅對聯嗎，我這是私人的對聯，我吊他的，我說：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老先生對我，那該怎麼說？對我，那是很關懷。我有病，差不多夠嗆了，他們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別關切，還派了醫生，派了中央醫院的來看我。我到哪兒，就是到了臺灣，老先生甚至都給我找最好的醫生，他自己親口告訴這個陳儀，要給我找好醫生。那他對我真是關切得很，一直他關切我，到現在我也是這麼說。

哪一年到臺灣來的？我不知道，我不記得。

他們都說日本人蓋這個房子的時候，怎麼也沒有想到後來張學良會住在這裏。我說呀，天下事都是上帝安排的，誰知道明天什麼樣？我們絕對沒想到我會在臺北住到現在，我在自己家也沒住過這麼些年。

井上，那個地方不錯，也不算太不錯，那附近的地方我也走過，離開以後回去看過，我看現在整個不一樣，很多房子都沒了。北投我好像回去過一回，那時候發大水（一九五九年），把那房子都給沖了，現在又重新建了。

【編者注】陳儀，一八八三—一九五○年，字公俠，浙江肇興人，國民黨高級官員。張學良被轉移到臺灣新竹井上溫泉的時間，為一九四六年年底。

到臺灣以後，什麼時候第一次見到的老先生，我說不出來，真的，我說不出來是哪一年的，我向來年月記不清的。他請我去的，他不請我，我怎麼能去？我們談的什麼？那我不告訴你。等後來，到了經國先生，那對我更好，對我好得很，很關切，我們無話不說啊！不過，當然了，政治的問題是政治的問題，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我這人是負責任的，該是我的責任，就是我的責任。我那天跟你講，就像「九一八」這個事情，那不要緊，那是我的責任啊！我這人就這樣，那我應該負責任的。那真對我很好很好，尤其經國先生，對我更好，很好。

緯國，這個人是這樣，他不是亂講話，我認為，緯國腦子裏不太清楚。

這個人腦子不好，我最近跑他家吃飯去，他對旁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講到外頭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好多事他比我知道得還清楚，我奇怪。

我對蔣緯國先生，我批評他，他到底是誰的兒子還不清楚，他來路不明啊，不但來路不明甚至於他大概是來路不清。

這個人怎麼這麼糊塗，說的話非常地糊塗，不應該說的話，不但不應該說，那沒法子說的話，怎麼就亂說？這不但危害你蔣家，也危害你自己，怎麼說這樣話呢？我就是這麼批評他。

他，人是個好人，並不是壞人，我總認為他有點兒腦筋不太清楚。

二、我和溥傑

我跟溥傑很好。

溥傑要當軍人，我就勸溥傑，我說你到奉天去，到我們講武堂念書，到我的軍隊去。溥傑本來去了，他們家人把他追回來的。他家裏人說，小心你到奉天，他把你弄死了，你太太還和他有關係呢。我跟溥儀也認識，溥儀呀，他不聽我的話呀。我說你呀，我勸他，我說，你把皇帝老爺那套又搬來了，當皇帝又擺這又擺那兒，我說你把那玩意去掉。我勸你好話，你人在天津，去南開大學念書，假設你覺得南開不方便，也可以到美國去念書。我說你去念書，把你的皇帝的這個玩意都脫掉，你不要這套，你不要還問這問那的。他見我面，問我軍隊的事情，我說你打聽那個幹什麼？與你有什麼關係？你不要談這些，我說你呀，好好地做一個平民。你要稱著你的身份，將來選大總統，你有最好的機會，因為什麼？你有身份！你真正做個平民，把你皇帝老爺那套都擺掉，真擺掉。我勸他，我說你要這樣啊，早晚把你腦瓜子拔掉。

為什麼他對我不生氣？因為他那個時候是沒有錢的時候。他在東北有地，有他的皇家產業。我們給他處置了，一百萬塊錢，政府留下一半，另一半我給他了。所以他有那五十萬塊錢，他得意的很，所以我就勸他，你這個人，你要聽我話，我跟你說的是好話。

我說實話嘛，我就給你講，我跟他（溥傑）太太好，他也知道我跟他太太好。

他弟弟現在在大陸上，溥傑這個人很奇怪，最近有人去了，還讓人給我帶好，讓我到大陸看一看，他跟我問好。

他跟我很好，我本來對他很好，我就跟他說，那個時候他是個不管家的人，我本來要讓他到奉天，我說我給你送到講武堂。他後來到日本學軍事了。後來是他們家裏的說，那你到講武堂去你還有好？他本來已經去了，他家人給追回來了。

三、我的孩子們

我剛才拿一本書，那就是我學英文時翻的。我有三個老師，你要看見「曾顯華」，就和我有關係，曾是曾約農，顯是董顯光，華是周聯華，你看見那個名字，就是與我有關係。我有很多的假名字，這一點也是有關係的。現在我的假名字差不多人家都知道了。

我現在洗澡，都是有一個工人在陪著我，你很容易在澡盆裏淹死，你起不來，那歲數大了，你沒辦法嘛，應該有個人在旁邊看著。

我的大兒子死得更奇怪，他跟人家好好地還說著話呢，忽然就看見他臉就變了顏色，趕快去找大夫，回來他已經不行了。那個大夫說，可能因為他腦子裏神經什麼的斷了，因為他是有毛病的，神經不好。

我家裏的小孩子，三個兒子都死掉了，現在就剩下一個姑娘了，就是嫁給陶鵬飛的那個。

他們都有結核，不能說肺結核，結核！他的結核進了腦子裏。結核的毒素，不是結核菌吶，結核的毒素進了腦子裏。很可惜呀，我最喜歡他了，他學問最好了，他是這個牛津大學畢業的，不但牛津大學畢業的，他還在牛津差不多考第一。

他當時就能拿拉丁文到這個倫敦《泰晤士報》投搞。為什麼呢？我到倫敦，倫敦《泰晤士報》和我是有關係的，認識的。倫敦《泰晤士報》總經理他不見客的，因為總經理太忙。他就特別跟我說，我是不見客的，因為你來了，我給你一分鐘，一分鐘談話。只有一分鐘的功夫。

我就跟他說，我說我有個兒子怎麼怎麼個情況，那時候在大學要畢業還沒畢業呢。他說那我非常歡迎，我們這個地方我有差不多上百個人，在這裏做事的人啊，但是沒有一個對中國通的，對中國（通的）人沒有，那麼你來了，好極了。

所以他當時就投稿。

很可惜呀，他學問很好很好，不過在開始他當小孩子的時候，他就有毛病，他腦子裏大概就不對了。

他念書的時候在香山那兒，他們同學把他丟了，他幹什麼去了？後來找到他，他幹什麼呢？他在那野地裏，就跟那個草哇、跟那樹哇說話，他說我試驗試驗它們會說話不。他神經上就不大正常了，想什麼事他就不對，不是那個正常想法。我到巴黎的時候，就帶他們弟兄兩個到巴黎去，他白天不出去，他一個人不行。

老三早就死了，也是結核，肺結核，十一歲十二歲就死了。那時候肺結核很難治，那個時候沒辦法，要是現在，結核就不算難治的病了。

老二也死了，老二死是因為抽香煙，抽香煙死的，肺氣腫。他一天差不多止不住地這麼抽。

我的大兒子，葬陽明山那兒了，那個小的葬在奉天了，老二死在美國。

這個老大沒結婚，老三早就死了。

老二結婚了，生了一個兒子，生了兩個姑娘，他太太也死了，太太死得很快。他的兒子，我最大的大孫子，現在也已經多大歲數了，我兒子都多大了呵！他的大的姑娘，大概我生日她要來，她生的兒子。她嫁給了香港的郭家，郭家在香港開個什麼公司。

她嫁給他了，可是她的這個丈夫非常壞的，跟她後來兩個吵架，丈夫跑了。逃回香港，就讓她離婚嘛。她的兒子本來姓郭，她的丈夫逃走回到香港去了，她兒子自個兒就改姓張了，兒子也姓張，我對她就像我的孫子一樣了。現在他都要結婚了，大學已經畢業，做事情了，他結婚了，我差不多快五世同堂了。

我自己的大孫子的兒子、姑娘都十幾歲了，那麼我現在這個（趙）太太生的兒子，我的這個孫子也結婚了，結婚一年多了。這個孫子很厲害的，他是學的電腦，電腦的專家，他的太太他倆是同學，都是這個美國最有名的斯坦福大學畢業，太太是教化學的，現在他們都自立了。

我的兒子，就是我那個（于）太太生的兒子，他本來是要到臺灣來接洽的，到大學要教書的，他媽媽喜歡他來呀，他媽媽因為身子不好，不知道要不要照顧照顧。

後來我有一親戚，他就勸他，他說你可別介，千萬不要到臺灣來教書，他說你這樣，你自己到臺灣教書的話，你知道臺灣這個大學對人排斥得很，他說你要是幹什麼，最好當客座的教授，來這兒講學，一個月半個月的你還可以。因為這個是我五妹的兒子，叫蔣＊＊，他就在這兒。

每年他來，人家請他來，有時候中央研究院也請他，別的地方也請。就當客座教授。

他說你當客座教授可以，但你要到這兒當個整個教授，你中國話也不會說，非常的麻煩。結果他不來了，本來那個交通大學要請他來的。

陶鵬飛，那可是個寶貝！

他本來前幾年回來的，他來了，財大要我給他開一個課程，他是學這個陰陽政治學的，要我專門給他開課後，我這個姑娘跟他說那你在臺灣教書吧，我是不回臺灣啊，我在這美國待著。我說那好了，把你餓死了，他賺不了幾個錢寄給你。

後來我說你趁早，你自己覺得好像很犧牲，你趁早別幹這個財大，現在你知道這幾個大學裏頭，我認識幾個人，那排斥得太厲害了，現在臺灣教育不好的原因很大，你不要進來。他說你不當什麼好事情，人家可拿這個當日子過呢。

四、喜京戲好字畫

青衣，我不大喜歡，青衣也聽，要真是好。小生，我喜歡葉盛蘭，那唱得真是好，那唱絕了！還有裘盛戎，我這最喜歡，都是遼寧人。

我當年在北京，那些名戲子都是我的朋友，余叔岩吶，梅蘭芳吶。

陳彥衡，你曉得不曉得？這你不夠資格了。言菊鵬，你曉得了，他是怎麼出來的，你知道麼？

言菊鵬是當年北京一個部裏的小科員似的，喜歡唱著玩，陳彥衡拉胡琴，那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把交椅，那他拉得可是真好！他教給的言菊鵬，言菊鵬起來，那是他給帶出來的。現在有唱盤，那天我聽見了，不是現在唱的，是當年的言菊鵬唱，他拉的。

陳彥衡是我的一個朋友，我一直想（學）唱，陳彥衡教我。他說，你絕對不能唱，你要想唱戲，只能唱小丑，你五音不全，不能唱。

很可惜呀，我本來研究明史呀，我收藏了好多明朝時的畫，收藏了很多。這個明朝的書法，那些古董、畫啊，我幾乎都沒了，我都換飯吃了，都賣了。

那個書法啊我都留著，我很喜歡書法，我留著，現在恐怕在臺灣呢要拿出明代的書法也是不容易的，我專門留有明代的。清代的當然我也有，（但）現在差不多都沒有了。我原來留書法留很多很多，明代的書法恐怕是我收得最多的，還有扇面，大的收不起了，明代的書法、扇面，明朝有名的這些人，我差不多幾乎沒有沒收到的。明四大家，明朝這個所謂畫工精美的，我就成套的，有的沒收到，收不到。在大陸還可以，在臺灣很難收到。

我當年在北方，我算是差不多第二，就不能說第一。我要是在第二個，就不算頭一個，就這麼講。我從前沒有旁的嗜好。就是收藏字畫，個人管道也有，拍賣的也有，一種嗜好。

我有一幅字，我當年是花三萬塊錢的，二十九個字，就二十九個字，我花三萬塊錢，一字千金吶。現在這個東西，有人看見了，眼看著在日本橫濱博物館裏頭，王獻之的，羲之的弟弟。

【編者注】張氏誤記，王羲之、王獻之應是父子關係。

外編 唐德剛論張學良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在本世紀二○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於東北的「奉系」，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面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七七頁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系」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餘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系全勝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執政」

自此奉系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於十一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後，並決定公推前「皖系」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閑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是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馮、張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乘機再起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歷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國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於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後，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願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堰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制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由於張的支持，段也發表馮王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於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後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省「軍務善後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後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餘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後會議」（頗像後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然後通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炮製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的「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地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職，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幹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麼打的。

孫中山的「最近主張」

再者為著他的「善後會議」——善後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後，無以善其後。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桿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桿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佔「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鉅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原來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谷足音，孫中山卻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系」，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當「第二次直奉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捨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麼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御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下，向孫文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去者。

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十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志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彩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和無私忘我的聖徒（Ｓａｉｎｔ）。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哪有什麼「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北，壓制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系的殘餘勢力，如盤據滬寧一帶的齊燮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於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張少帥的震主威權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制，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姜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干「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餘萬人。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幹練的將才郭松齡為副司令。二次直奉戰爭後，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松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人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

至於「京榆（或作津榆）駐軍司令部」設立之確切日期，當事人如張漢公（張學良字漢卿）本人及郭大鳴（松齡之弟）等之「回憶」及諸史家著錄，均略有出入。蓋「軍團」之設立，「司令部」之改制，均發動於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春，而完成於同年九月也。

奉軍南征與諸將分封

可是當奉軍於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少帥這支奉軍主力並未動用。它的主要任務顯然是穩定華北、控制北京，並監視正在迅速發展中的馮玉祥的「國民軍」。

至於奉系其他次級部隊和雜牌軍的首領，則隨奉系地盤之擴張而就地分封為各地軍政長官。第二次直奉戰爭後，東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地盤便是「熱河特別區」。第五軍副軍長闕朝璽乃奉命率兩個奉軍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隊，出任熱河都統，駐節承德。

第二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則是直隸省（今河北）。第二軍軍長直隸人（滿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隸督辦，駐節天津。所轄奉軍及改編後的地方部隊凡六萬餘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塊地皮，便是山東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軍副軍長、山東人張宗昌，乃衣錦還鄉出任山東督辦。

張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貧困，「跑關東」（山東人去東北謀生的習慣語）謀生。曾在海參威賣過燒餅，在東三省當過「鬍子」，並學會了一些下等俄語。嗣後經過招安當兵等一系列行伍過程，終於能在直皖各系軍中逐漸升遷，最後回東北投老少帥，至此竟做了山東督辦。他所統率的除少數正規奉軍之外，也改編了大批直魯兩省地方部隊，號稱「直魯軍」及少數「白俄軍」。盛時竟擁眾十萬以上。雖然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將軍」，並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銀子。

一九二五年初，張作霖以張宗昌兇猛善戰，又在長江流域有作戰經驗，乃予以「蘇魯皖剿匪司令」名義，囑其挾前「淞滬護軍使」、因戰敗而投奉的盧永祥，揮軍南下。張、盧於一九二五年初擊破直系齊燮元軍進佔南京。盧永祥並於南京一帶網羅一些淞滬舊部增組「宣撫軍」，仍以張宗昌為總司令，率軍循滬寧路東進。一路取常州、奪無錫、佔蘇州，終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底佔領上海；再循滬杭線南進，與直系另一悍將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於滬杭之間。奉系勢力發展至此，可說是臻於極盛了。然奉軍此次南進遠及蘇杭這塊天堂地區，張宗昌實居首功。

因此當張宗昌得勝班師之際，論功行賞，張作霖乃授意段執政將山東督軍鄭士琦他調，遺缺就由張宗昌這位民國史上的「標準軍閥」遞補了。張宗昌督魯一督三年，直至「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發之後，才被北伐軍趕出山東。最後被白崇禧在灤東繳械，始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魯掃墓，誤入韓復（上矩下木）的圈套，終被槍殺。

一九二五年四月張宗昌北返督魯時，張作霖乃派心腹智囊總參議楊宇霆任「江蘇督辦」，第一軍軍長姜登選為「安徽督辦」，並統率長江下游的奉軍。

奉軍既占蘇、皖，則奉系此時所奪地盤已擴及八省三市—關外：黑吉奉熱（熱河是省級特別區）；關內：冀魯蘇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區劃上雖直屬冀蘇二省，其實際影響力較其母省容有過之。

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系地盤較中古歐洲的「神聖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意、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

奉系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就在這奉系勢力如日中天之時，民國史上最大的國恥之一「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在上海爆發了。一時舉國沸騰。學運民運的目標都集中於「打倒帝國主義」，而上海的各國租界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正當這華洋對峙，雙方於春申街頭摩拳擦掌的緊要關頭，少帥張學良奉老帥之命，忽於六月十三日率奉軍精銳兩千餘人，進駐上海。這時被中國工運學運嚇慘了的英法租界當局，見奉軍入滬，竟聯銜向少帥要求派軍人駐租界加以「保護」。

此次中國軍隊進入租界，不論各方解釋如何，也是中國租界史上的創舉。這時的少帥，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將，風華正茂，其為人也，又面如冠玉、瀟灑風流。周旋於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之中，真是如魚得水。

在一次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女公子（顧維鈞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級宴會上，他這個「小把戲」也結識了其後名播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發生決定性作用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沒有他夫人于鳳至的這位「結拜姊妹」的不時翼護，則漢卿在其後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險多了。此是後話。

郭松齡叛變的歷史意義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系勢力是如何的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喜歡把他老子與他的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後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佈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佔的蘇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於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對白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郭松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願，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後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齡叛變是怎麼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系內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蓋奉系在本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了一個偉大的「神聖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系叢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傑，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材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只有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二○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於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系中的當權派。至於奉軍的中下級骨幹，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一九一九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在軍中，因此他們的實際領袖便是出身陸大並曾任講武堂教官的郭松齡了。郭松齡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軍精銳。

上述三派在奉軍之中不特時為權位而傾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則元老派與士官派早已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在位攘權；思想生活也都比較保守，甚或腐化。而講武堂派則比較年輕、篤實，所受當時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運動」（一九一九）——的衝激也很大。他們反對禍國殃民的內戰，同時對元老派的舊軍閥統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齡影響最大。郭的夫人韓淑秀是學風比較新穎而激進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而馮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掛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南與中山的俄籍顧問鮑羅廷都在暗中往還。至於蘇聯對馮氏「國民軍」的彈械支援，和國際共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松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系的「倒戈」，以及馮在「北京政變」後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羡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後如再與馮玉祥聯成一氣，並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於十一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於十一月廿二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敗的原因

郭松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掛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援，馮也不支持他並乘機混水摸魚。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於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並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瀋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牆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

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闕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拒於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郭君也忽視了，二○年代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統帥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於士大夫，亦有恩於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嘗不洞若觀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的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幹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後以三兩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捨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作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於十二月廿四日兵敗巨流河（瀋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餘慨焉！

馮玉祥是眾矢之的

郭松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軍事計劃，完全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面化。雖然郭氏死後，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後，未加查閱便全部焚毀，並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松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毀，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餘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二一五頁）。

可是儘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於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十二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牆角，向已宣佈「脫離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並霸佔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闕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鵡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松齡死後，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馮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張家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少帥精銳乃佔領灤州，直指天津。

這時奉張父子對馮玉祥是必除之而後快。那時他父子對馮的辦法，除奉軍正面進攻之外，並檄調敗退山東的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軍」攻其南；作霖更遣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於信陽；並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

在馮氏四面楚歌之時，那位寄馮氏籬下，無兵無將而徒擁高位的段執政，處境就更為困難了。他深知他只能「執政」於張、馮、吳三派的均勢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獨得其勢，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執政在國民黨「北伐」前夕，實在是個三處磕頭、四面討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國聯軍時帝國主義所組織的「公使團」）的一位最可憐可嫌的國家元首。

「三一八慘案」與天安門喋血

馮玉祥原是「北洋軍閥」集團中唯一的一個沒有固定地盤的主要軍閥。他游擊全國，四處依附、四處「倒戈」，竟成為民初全國知名的「倒戈將軍」。當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變」了。這一下他忽然搞到個全國第一號大地盤——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無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個老軍閥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資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戲真唱，不願做馮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馮既指揮不了他，而自己又不願做自己傀儡的嘍囉。因而這位「作假作了一輩子」的「倒戈將軍」對段執政呈請「辭職」又「辭職」；而段執政對他則「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戲。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這台假戲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張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齡已兵敗身死。死敵奉軍已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幾至身敗名裂的吳佩孚，又信誓旦旦必報此仇。玉祥處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蔣，北靠蘇聯了。汪蔣對他自然是歡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們之間的關係也索性公開化了。

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因此在二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並以俄製水雷封鎖大沽口，並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捲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佈雷，提出抗議。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丑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後通碟」。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並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佈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乾，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於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於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碟」。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並撕毀「辛丑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余、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衝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後衝，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餘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余、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後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於義憤的；「壞人」只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丑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餘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只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乾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係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幾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余、陳友仁、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座大舞臺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後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二○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敗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了國民黨。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份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玉祥於四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四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鬥志昂揚、信心十足的青年共產黨鄧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四大軍閥各懷異志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鐘麟、孫岳、張之江、宋哲元、韓復（上矩下木）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地就要拋棄馮系，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系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為馮系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鐘麟所悉，鹿乃於四月九日派兵圍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願重隸麾下；並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於四月十五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佔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的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中央政府於不墜。至於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

在雙方代表於五、六月間一再磋商之後，彼此決定對「顏閣」暫時維持，而對馮之「國民軍」則雙方合力加以解決。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閻氏自辛亥以後，盤踞山西十餘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系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省。

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上矩下木）等部於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危在旦夕。久踞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願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並圖藉機重主中樞也。張之伐馮者，入關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志．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彌漫、血肉模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屍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征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勾心鬥角。湖南的趙恒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後的國民革命軍，也於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隆。這時的中國，哪裏還是個國家啊？!

奉張統一華北的遠景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里，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斷腰的危險。事實上當他於一九二六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八二頁），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恒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至於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願都集中於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後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只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馮玉祥字煥章）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於腦後了。

馮王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

至於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於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捨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併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歷史上演出了兩千餘年，此次不過是最後一場罷了。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於「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併於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要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安國軍」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複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志寫一本書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徵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餘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只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複雜情況，亦不下於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鐘麟部，為直奉所逼，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後，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系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們，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可是張作霖卻不願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於六月廿六日親往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於三日後離京。其後便往返於津奉之間，坐山觀虎鬥。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

當南口之戰正在高峰時，南方的北伐軍也正迭克名城，於七月一日頒佈動員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八月廿六日與廿九日乃發生早期北伐戰史上最有名的「汀泗橋」與「賀勝橋」之戰。其慘烈情況，當時親臨前線的指揮官張發奎和李宗仁兩前輩，曾為余詳述之。

賀勝橋防禦戰的指揮官便是自南口戰場倉促南下的吳佩孚本人。吳帥曾手刃退卻的旅團長數人，掛其頭於電線杆，亦不能阻止吳軍敗卒的「反衝鋒」。

兩橋之敗，使吳軍喪失了全部精銳，也喪失了再戰的士氣。縱橫中原的吳大帥從此一蹶不振；最後還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歸田了。

吳佩孚既敗，革命軍乃兼程入贛入閩。在碧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連串的決戰之後，也消滅了孫傳芳這位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主力。

吳佩孚、孫傳芳，多少年來都是奉張父子的死敵，雙方鏖戰不停，有勝有敗，從無已時。孰知不出數月，這兩大死敵竟為蔣介石所徹底擊敗。這在奉系看來，正可坐收漁人之利。因此老少帥兩父子，便要以援孫援吳為藉口，揮軍南下，重掌蘇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盤了。

此時孫傳芳率其殘部兩面受敵，自知非依附奉軍，絕難自保，乃於十一月下旬單車北上，在天津向張作霖乞援請罪。與少帥約為弟兄；以父禮事老帥。並領銜遍約原奉直皖晉各系舊軍閥閻錫山、張宗昌、商震、劉鎮華、張作相、吳俊升等十六人，商組全部北洋軍閥之聯合武力，並名之曰「安國軍」，以對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軍」。同時向張作霖勸進，公推張為群帥之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而以孫傳芳（五省聯軍）、張宗昌（直魯軍）、閻錫山（晉軍）副之。

實至名歸，張作霖亦居之不疑，乃於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電就職。十二月廿七日遂移節北京。作霖此次入京，顯然以國家元首自居。扈從之盛、戒備之嚴，均前所未有。專車至前門站抵步時，自前門經正陽門、天安門、西長安街至張氏駐節的西城順承王府，沿街均用黃沙鋪地、淨水拂灑，儼然是前清帝王的鑾仗。此時筆者先父與諸叔均隨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況。諸叔均為在學青年，歸來繪影繪聲為我輩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國軍」、「革命軍」短兵相接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無限便利：

第一，他於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初便名正言順地發重兵南下。東路由張宗昌指揮「直魯軍」循津浦線前進，於三月間進佔南京入駐上海。孫傳芳軍撤往江北。當革命軍在白崇禧、何應欽、程潛等指揮之下，於同時進入滬杭寧三角地區時，「安國軍」和「革命軍」就短兵相接了。

「安國軍」西路則由張學良於二、三月間指揮奉軍主力率重炮七十餘尊，循京漢線南下，進佔鄭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隊不聽命歸附者，則予以繳械。吳佩孚兩面受敵，不得已西竄四川，依附楊森，京漢線上的奉軍與革命軍也就要正面接觸了。

在奉軍（包括「直魯軍」）於東西兩線代替了孫吳兩軍之後，乃與北伐的「革命軍」兩面作戰。在滬寧，以及津浦線上的張宗昌，雖不戰而走。在西線上的張學良、唐生智、張發奎的爭奪戰，卻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兩軍相遇於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一線。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轟張發奎。六十餘年過去了，去年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嘗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大王深許奉軍重炮為其「鐵軍」北伐中第一號勁敵。然大王也告訴我說：「他們那時簡直不敢開炮！」為什麼呢？張說：「那時我們革命軍士氣最旺。——我們在前線，敵方哪個炮聲最隆、機槍最密，哪個地方就是我們衝鋒的對象，所以他們不敢開炮。」

總之駐馬店和郾城之戰，奉軍吃了敗仗。當張發奎乘勝攻入鄭州張學良的司令部時，在學良辦公桌上發現有敵將「留交張發奎將軍」一封親筆信。大意說，英雄識英雄，是好漢，將來「抗日戰場」上再見。向華（張發奎字）莞爾納之。去歲漢公與我談及，也證實有此「留函」。這也可看出他們那時內戰雙方的心境。

五○年代中，張發奎數訪臺灣，曾違禁約訪幽居中之張少帥。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聯歡，一笑泯恩仇。當年駐馬店一帶的數萬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帥升級為國家元首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的第二項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挾天子、令諸侯」了。他已是事實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調整，再作點姿態以贏得列強駐華「公使團」的承認（這是那時軍閥政府的必要條件），他就可正位做「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國民黨「清共」運動蓄勢待發之時，張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團」的支持，一舉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搜查之後，逮捕了國共兩黨地下領袖六十餘人。略經審判，竟將李大釗等中共黨員二十餘人判處「絞刑」，並將所搜得的中俄文資料編纂成「蘇聯侵華陰謀文證彙編」的巨帙，公諸世界，贏得蘇聯以外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的一致喝彩。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張作霖便正位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在原「勸進」人士繼續勸進之下，張作霖公佈「軍政府組織令」，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且出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原攝政內閣總理顧維鈞呈請辭職，由潘復繼組「軍政府內閣」，詔告世界。

張作霖以中國元首之尊，在就職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總統舊例駕蒞「天壇」祭天。正當大元帥手捧金爵向蒼天喃喃祝禱之時，不意失手，金爵墜地，爵扁酒流。聞者咸認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為當時卸任總理的顧維鈞先生六○年代初在紐約告我者，當非虛語。

國共兩黨的內訌

在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之後，北方的軍閥中國，尚能粗安，而同一時期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國民黨統治區，則天翻地覆。

原來國民黨在北伐初期佔領武漢取得相當勝利之後，黨中部分軍政領袖便認為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權力過重，為防止軍人獨裁，應設法加以抑制，乃發生了「倒蔣」的暗潮。迨革命軍於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滬寧以後，此一暗潮則逐漸蛻變成國共之爭。蓋共產黨原亦在「倒蔣」陣營之中，而上海一帶之金融界所謂「江浙財團」者，則由於社會性質上之反共，乃轉而「擁蔣」。致使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勢成水火。而共產黨乃成為左派之左派；蔣氏則成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勢所難免。迨汪精衛於四月初自蘇聯歸來——汪蔣原有「中山艦事件」之宿怨，至此舊恨新仇，一時俱發。加以蘇聯之第三國際及上海的江浙財團各自暗中助陣，乃演成「寧漢分立」。蔣氏在右翼軍頭桂系將領公開協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發動「四一二事變」之「清共運動」。一時人頭滾滾，國共合作期中之「跨黨」菁英，一時俱盡。即上海一地跨黨分子之死難者即不下萬人。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在上海亦幾遭不測。因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績，至此全付東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漢以汪精衛為首之左派國民黨，為爭奪上海財源，亦繼之以「分共」（見陳公博自述）。國民黨既全部右轉，而共產黨亦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向極左發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動」和繼之而來的「秋收起義」，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廣州公社」。

黨綱解紐，則槍桿至上。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吾見桂系「逼宮」、蔣介石「下野」、龍潭血戰、李宗仁討唐、張發奎討桂、李濟琛討張、「鐵軍」自殺、汪精衛逃亡：：：一連串數不盡的事變。國共兩黨皆自顧不暇，「北伐」也就無形中斷了。北伐中斷，也使北京的張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帥。

閻錫山估計錯誤、傅作義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雖自戕太過，畢竟改組未幾、黨員年輕，腐化未透而衝勁猶存。它經過半年的折騰，至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齡回到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雖失去猛將張發奎、唐生智、賀龍和葉挺，但是卻增加兩支北洋軍——馮玉祥和閻錫山。

玉祥於一九二六年自蘇聯返國後，乃整飭舊部國民一二三軍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於九月十七日「誓師」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義，效忠國民黨，旋即率部入陝。一九二七年夏當奉軍戰敗撤出河南，武漢部隊亦自鄭州班師企圖「東征」蔣介石之時，馮軍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馮氏與汪精衛、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接防鄭州。旋即奉蔣總司令電召，於六月十九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斯時寧漢之戰已箭在弦上，雙方班師，無暇北顧，隴海西段乃重入馮軍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蔣總司令復職，北伐軍改組時，馮已擁眾四十萬，虎踞中原，乃受命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遵命北上討奉。

至於閻錫山，他原為安國軍中勸進分子之一，並榮任安國軍副司令，然見北伐軍勢盛，閻亦於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趙戴文往南昌見蔣，願加入革命軍。惟遲至一九二七年春，閻氏仍不敢表態，以南蔣北張，勝負莫卜也。迨張學良敗於郾城，撤出鄭州，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閻錫山迫不及待，乃易幟自稱「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遣猛將商震北入綏遠，進據張家口。傅作義東進直隸，佔領涿州。閻氏原來腹案是配合北伐軍，抄奉軍後路，先入關者為王，乘機佔領北京，而國民黨內訌，革命軍兩路班師，回長江兩岸，另打內戰，則非閻氏始料所及也。

張學良斯時雖敗於革命軍，而晉軍則遠非其敵手。學良乃回師圍傅作義於涿州；邀擊商震於察綏之間。商震敗績，奉軍尾追入晉。閻老西偷雞不著蝕把米，一時救援無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義堅守涿州為三晉屏障。涿州不失則山西可保無恙。學良乃調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時彈下如雨，全城盡毀。古人所謂「負戶而汲，掘鼠煮筋」，莫過於此。守城晉軍與涿州居民，傷亡幾盡，而作義堅守不降。奉軍積憤乃至動用毒瓦斯炮彈，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義一守三閱月，實是今之所無，古之鮮有。作義一戰成名，中外輿論均為之喝彩。迨彈盡援絕，最後接受奉軍和平條件時，國內政局已面目全非——蔣總司令復職，二次北伐正整軍待發。未幾閻錫山便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總司令」，與白崇禧、馮玉祥兩軍比翼前進。奉張以寡敵眾，力有不勝，老少帥便要考慮退路了。

皇姑屯事變

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八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軍團」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於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系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後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於後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閻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於現實，他父子乃於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

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於文字。

可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餘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並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塗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於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於六月四日清晨五時三十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後一頁。筆者作此長文的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複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釐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於方家。

拙篇若有餘事足記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詞，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節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傑，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聖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於「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於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制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制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的制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制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嚮往之新制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制」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廿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後）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徹底破產。「軍閥政治」（Ｗａｒｉｏｒｄｉｓｍ）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併發症也。

孫中山先生，聖之時者也。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以後，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長話短說，中山逝世後的六十年來，「中國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遺教，「以俄為師」之結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發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各階段的貢獻，各階段亦有各階段的極限，不可畢其功於一役也。「以俄為師」，一重要「階段」也；但是也只是一個「重要階段」而已。此一「階段」一過，若吾人但知墨守「舊師」、「先師」，而不諳「出師」、「求師」之道，則在下一「階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階段」的革命對象了。

然「出師」之後，何擇何從？今後「求師」之山門又在何方？事屬「未來」，治史者則不願多言矣！

一九九一年七月廿九日於北美洲

【編者注】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三期，原刊發表時附注：本篇注釋太多太長，當編另篇發表之。文中有若干條海外罕見之史料，則隨文略注之。

花花公子．政治家．軍事家

花花公子．政治家．軍事家

——論三位一體的張學良將軍

在五光十色的中國近代史中，在百餘年當政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敗的記錄上，最多彩多姿的領袖人物「少帥」張學良將軍，應該是獨佔鰲頭了。他那帶有濃厚傳奇性和高度戲劇化的一生，在民國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領袖中，真沒有第二人可與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撒手（左金右間）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去年我曾看過一部叫做《少帥傳奇》的電影。那顯然是由於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這部電影裏的傳奇故事比起少帥傳記裏的真實故事來，恐怕還要遜色呢。少帥實際生活的傳奇性，似乎要比傳奇電影裏的傳奇更富於傳奇性！

張學良本來就出生於一個富於傳奇性和戲劇化的家庭裏。他父親「老帥」張作霖便已很夠傳奇了，他由一個東三省的「鬍子」，那個比小說書上的「梁山英雄」更富戲劇性的真實的草莽英雄，在滿清時代由落草剪徑，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發財，而出長方面。他所長的「方面」，竟比西歐英法德奧諸列強的聯合版圖還要大得很多！

既有方面之權，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終成短期的中華之主，當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帥」——當時中國正統的國家元首。學良便是這樣一位不平凡的「鬍子」的兒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誕生的，嗣後跟隨乃父，水漲船高，竟然做了軍閥時代的中國「末代皇帝」的太子。

張大元帥由於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漢奸，因此不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容，終於兵敗之後，為日人所暗算而以身殉國。這一段簡略的老帥傳記，本身便已足夠戲劇化了；那時曾有意侍候老帥，終於變成少帥顧問的顧維鈞博士，就曾經告訴我一個真實而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作霖於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應為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時，曾舉行一次歷代帝王和歷屆民國總統都循例舉行的祭天大典。當張氏正在天壇之中捧爵而祭，並喃喃祝福之時，孰知一不小心竟把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帥驚惶失措，與祭者也都認為是不祥之兆。

其後不久，那批在北京以專才身份待業待詔的博士幫，包括顧氏自己，可能還有王寵惠、顏惠慶、施肇基等一群，日長無事，結伴行街。他們曾戲以張大元帥的生辰，冒為一無名老人的八字，請當時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為算命。這相士把八字一排說，這個命貴則貴矣，只是現在他已是黎明前的「電燈膽」，馬上就要熄滅了。「電燈膽」便是北京土話中的電燈泡。在那電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電燈膽是特別明亮的。可是不久張氏這個明亮的電燈膽，便在皇姑屯熄滅了。

這一故事是顧氏在海牙做國際法庭法官，返紐約向我口述其《顧維鈞回憶錄》，和我一道午餐聊天時親口告訴我的。這位國際法庭大法官，那時沒有向我捏造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這些小故事，也只是幫助說明張作霖、學良父子的一生，是多麼富於傳奇性罷了。

張學良自己在其所撰寫的所謂《懺悔錄》中，也曾說明他昔日從政的缺失，是在識蔣之前一輩子未做過「任何人部下，未有過任何長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帥」做了多少年的少帥，而這少帥卻是從一個花花公子開始的。

張學良可能是中華民國史上最「花」的花花公子了。但是治民國史者也不能否認他是一位統兵治政的幹才。把個花花公子和政治家、軍事家，分開來做，則民國史上實在車載斗量，沒啥稀奇；可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行業，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體，如魚得水，則學良之外，也就真的別無分店了。少帥張學良之所以成為歷史性的傳奇人物，其難就難在這個三位一體了。

論倜儻風流、揮金如土，上開飛機、下駕汽車，左擁右抱、女伴如雲，而鶯鶯燕燕之間，中西兼備——連法西斯霸主墨索里尼之千金，亦在少帥膩友之列，則少帥實非小說書上任何風流小生所能望其項背了。

漢卿、漢卿，我國近百年來的鳳子龍孫、高幹子弟，生活糜爛不堪的，也是成隊成群了，但是哪個能和你相比？老實說，漢卿吃喝玩樂的記錄，真正有錢有勢有貌有才的鄧通潘安也不難做到，而難的卻是大廈既傾、樹倒猢猻散之後，仍有紅顏知己，捨命相從，坐通牢底，生死不渝。——這一點縱是《紅樓夢》裏情魔情聖的賈二公子，也無此福份，而漢卿你卻生受之，豈不難能可貴？我們寫歷史的、看小說的閱人多矣，書本上有幾個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這個「趙四」之名，也將永垂千古。在人類可貴的性靈生活史上，長留典範，為後世癡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癡情，羨漢卿之豔福，讀史者便知，若漢卿只是個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這個美麗的下場。——花花公子不難做，但是古今中外的花花公子，有幾個不落個醜惡的、難堪的結局。漫說是像張學良這種大頭頭了，讀者閉目試思，在你所親見親聞的酒色之徒中，有幾個不淒然而逝？紅顏知己，學生戰友云乎哉？

趙一荻，我們歷史家也替您喝彩！

至於張學良將軍是個軍事天才，我們讀史者亦不能反證其非。學良才二十出頭，便指揮數萬大軍，南征西討。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將軍」，與吳佩孚等老帥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負方面，獨握大權」。

當然學良的大官大位是與他「有個好爸爸」分不開的。但是他那個好爸爸也幸好有這麼個好兒子。學良是他的「先大元帥」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揮。他們的父子檔，正如京戲舞臺上所創造的「楊家將」。沒有這個兒子，則張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遜色多了。沒有這個兒子，老令公於「碰碑」之後，餘眾也就統率無人了。

少帥的崛起，確是由於傳統的宗法關係而扶搖直上的；但是專靠這點血緣關係，便「負方面，獨握大權」，雄踞一方，足為西歐各國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關於這一點，公正的歷史家，自有清楚的交待，讀者可細玩之。

張學良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情場、戰場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節操與風範，和青年愛國者的熱血。他在二十來歲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現代化的政治觀念，已非老帥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負方面，獨握大權」之時，竟能在日俄兩大帝國主義環伺之中、守舊派元老將領壓力之下，義無反顧，歸順南京，蟠然「易幟」。

須知，學良於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幟，與中國內戰史上的「勢窮來歸」或「變節起義」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國史上也鮮有先例。東北當局當年處於日俄夾攻之中，據說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張」的建議。其實反過來說，「奉張」又何嘗不可「挾寇自重」呢？在中國邊界史中，安祿山、石敬塘、張邦昌、吳三桂和後來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學良何嘗不可依違其間，待機而動呢？但是學良不此之圖，偏要易幟歸順，促成國家統一，最後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夾攻，終使他獨力難以為繼。再者，張少帥亦未嘗不可師當年李鴻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聯俄以抗日，亦聯日以抗俄，於二寇均勢中，自圖生存。而學良亦捨此老例不顧，卻（如他自己所說的）「不自量力，擬收回北滿權利」，揮師「抗俄」，作了個希特勒式冒險之前例，對南北二寇，兩面開弓。結果力有不敵，終於棄甲曳兵而走。或問學良當年何以見不及此？答曰無他，一股青年熱血沸騰而已。那時少帥還不過二十九歲，滿腔熱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謀深算火氣全無的老官僚李鴻章看齊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讀歷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當事人的動機，而作其「誅心之論」了。學良當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實在是一位少年氣盛、忠肝義膽的民族英雄之所為，與當時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敵之名行投機之實的軍閥、官僚、文人，實無法相比。古人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蓋人之異於禽獸者。便是不同的禽獸，各有其獨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殘暴、烏鴉之反哺、鴛鴦之愛情等等。這種不同的靈性，人類卻兼而有之。只是人類各個體，偏向發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罷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愛情色欲之別、貪婪廉潔之分：：：也就在此。吳三桂說，父不能為忠臣，兒安能為孝子。事實上一個人在天賦性靈上，不能做情種，又安能做烈士。——於此我們也可看出，張學良青少年時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則我們對「趙四」為愛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覺得沒什麼費解了。

顯然的，張學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願做帝國主義傀儡的骨頭，也是引起「九一八」事變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證實，「九一八」事變是當年日本朝野蓄謀已久的行動。老實說，那也是「北伐」以後，蔣李馮閻三年內戰的必然後果。事變既發，張學良之「抵抗」與「不抵抗」，是不會改變事變之結果的；而況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這「不抵抗」三字的黑鍋，在當時真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張氏為此三字之冤不辯一詞；並從而戒煙去毒，浪子回頭，洗心革面，知恥近乎勇，卻是很難能可貴的。

最後，我們就要談到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了。西安事變，這件歷史事實，今後恐怕要被史家爭辯一千年而終無定論。但是，事變中的若干史實也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第一，事變之發動是基於張學良對國難家仇的義憤。他反對內戰，主張槍口向外，是絕少、甚至完全沒有考慮到私人利害的。在學良看來，北伐之後，他為謀求國家統一，不惜自棄歷史，毅然「易幟」，歸順中樞。如今外患急於燃眉，蔣公必欲置中共全軍於死地，不滅不休，毋乃太過。學良口勸不動乃貿然實行兵諫，希望蔣公不為已甚，張氏這種心理基礎，蓋亦為史家所不容否認者。

第二，西安事變之發生，建議為楊，主動為張。迨至騎虎難下之時，學良「問計無人」，致使精明而識大體的周恩來變成「謀主」。不過話說回頭，西安事變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乃至蔣公本人也未始無實惠。蓋西安無變，則蔣氏之剿共戰爭，以蔣之個性，勢必堅持到底。然證諸世界各國近代史之各種實例，這一剿共戰爭，將伊於胡「底」，實無人可以臆側。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古人說，揚湯止沸，莫如去薪。共產黨有群眾有理論，不謀釜底抽薪，專求揚湯止沸，是消滅不了的。而專靠槍桿來剿共，就是揚湯止沸。何況外患緊迫，大敵當前，有誰能保證，一把野火就把共產黨燒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變，未始不是國共之爭的光榮收場。

再者，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於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只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公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閱於牆而外禦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一統，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臺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

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復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是誰之過歟！？若說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便可把共產黨完全消滅，以後縱使貪污腐化，你傾我軋，仍然可以安享其錦繡河山，榮華富貴，把人民當阿斗，恐怕也是癡人說夢吧！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

【編者注】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一期，係作者為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作書序的刪節稿。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戰後影響歷史研究最大的一門學科，便是由杜威大師開山的「行為科學」（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了。這宗新學派的論學主旨則是「個性決定行為」。其「決定」的方式則是通過一種Ｓ—Ｒ或Ｓ—Ｏ—Ｒ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機—反彈」（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連續反應的運作過程。這一過程的發展也是有其等級的：如果這一個性所決定的行為的行為者是一介匹夫，則其行為的結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就只限於一家之內；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師，其影響便及於社會；如果他是個秉國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牽涉國計民生了；更上層樓，他如做了世界級的偉人，不得了，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與人歸，由張岳公資政所領導發起、群賢共祝九秩大慶的漢卿張學良將軍，便是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歷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禍福。事實上，他那顆火熱熱的、老而彌篤的赤子之心所鑄造的個性，再通過Ｓ—Ｏ—Ｒ的過程所「反彈」出來的社會行為，就部分地改寫了廿世紀後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盤地改寫了同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我們搞近代史專業的史學家，如今面對這樣一位重量級的歷史製造者，執簡在手，又怎樣去秉筆直書呢？

傳統史學中的「春秋之義」

老實說，上述西方這宗最新的學問，和我們東方最古老的孔孟教義，基本上是殊途同歸的，至少兩者之間並沒有原則上的矛盾。只是行為科學家只泛論人類社會行為變化之通則，內涵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個性或人性善惡的具體問題；而我國儒法兩家社會哲學的出發點，則基於具體的人性之為善為惡的問題。其實善惡的標準是人類智慧主觀地制訂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惡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別，只是兩種「七分天賦、三分環境」所養成的不同的人品罷了。

可是從實際政治運作的觀點來看，則有為有守的君子之間，亦何嘗沒有誤國之士；無所不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國用兵之才。既然這樣，我們觀察歷史人物，又如何落筆呢？所以我們傳統史家乃有所謂「春秋之義」，就是把他們的動機與效果分開，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人物如動機純正、心際光明，則是國之瑰寶、民之聖賢，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責備賢者」而已，無傷大節。反之，小人當國，則不論成敗都是史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了。

曹操說：「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對安定漢末那個動亂社會是有其功勳的，但是曹操卻永遠是傳統史家筆下梟雄小人的代表。重視動機、藐視效果，斯之謂「誅心之論」——其功不可沒，而其心可誅，則終不足取也。我國傳統史學上這點臧否人物的道德標準，是值得我們承繼的。

不過傳統史學畢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碼，已嫌陳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夠科學。這就需要我們用現時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加以補充了。所以我們要把我國當代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在國族歷史上試為定位，那我們就得把古今中外歷史科學的法則與觀念攤開來比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們如以「春秋大義」來觀察張學良將軍，他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就憑這一點，當年假抗日之名行營私之實、其功未必不可沒而其心實可誅的軍人、政客、黨人、學者，在中國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張學良這樣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從當代行為科學研究的規律著眼，則少帥當年的政治行為和心理狀態，亦無一不可於「刺激—生機—反彈」的通則上找出科學的答案。這是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如心理學、生理學等）交配的新品種，不是歷史學家可以胡說八道的。

總之，張學良將軍早歲的顯赫和晚歲的恬淡，都發生於一個「最後之因」，這個「因」便是他個性上有顆赤子之心。這顆赤子之心，經過Ｓ—Ｏ—Ｒ的反彈化為行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帥當年道德上的長處，但它可能也是少帥職業上的短處啊。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們或許要問，張學良有顆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見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見而云然！

事實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於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罷了。張漢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這是上帝恩賜，不可強求。

事實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別罷了。而張漢公則保留它至九十高齡而未褪色，這或許就是環境的關係了。赤子之心為何物也？想讀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詳道之，不多贅了。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應以政客為最早。蓋政治最複雜、最詭譎，吃那行飯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張學良也是吃那行飯的大頭頭，他竟然年躋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豈不怪哉？

其實細細推敲一下就沒有什麼費解了。行為科學的Ｓ—Ｏ—Ｒ就足為我們詳述之：張漢公雖然「年未而立，便負方面，獨握大權」，儼然一位政界大頭目，但是他卻沒有學會怎樣做政客！他沒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這個Ｓ—Ｏ—Ｒ的連鎖上就缺少了這個做政客的「Ｓ」，自然就沒有「Ｏ—Ｒ」了。且看他生為「衙內」，幼為「王子」（東北王之子），稍長「便負方面」，當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現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帥就是事實上的一系之主，何待於老帥殉國之後呢？他上無其心難測的上司，中缺爭權奪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屬；日常行政處事，一切為國、為民、為公、為系，也就是為著自己。他沒有搞勾心鬥角之必要，因此他也就沒有做小政客的歷史磨煉了。

漢公真正地捲入政治漩渦，蓋在「九一八」之後，而他的對手又是二位當時中國政壇的第一等高手，所以少帥就開始吃虧了。西安事變之後，張副司令親送蔣中正總司令返南京。馮玉祥聞之歎曰：「少不更事！」這位姓馮的「把兄」（馮、張原有金蘭之盟）就不知道他那年輕的「把弟」原不是個官僚政客嘛。

人生短短百年，總應留得清白在人間！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吾為張學良將軍作期頤之祝。

一九七九年五月廿八日，匆草於臺北

【編者注】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六期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一束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一束

序

距今十年前，不才承張學良將軍寵召，曾在台北北投張府，不時飲宴，並承垂詢有關「口述自傳」之諸多史學問題，蓋耄年少帥頗有意為盛年往事，略作紀錄也。長者健談，而筆者亦善聽，相濡甚樂。不意斯時臺北政要，亦正為張公籌備九秩嵩慶，並借機昭告世界：當年西安事變之餘波，至此已正式結束矣。該項慶典，發起者九十人，漢公欲余列名其中，而不才自知久居異國、人地生疏，力辭不得，終於遵囑附驥，並戲撰打油詩十數首，作秀才人情，為將軍壽。張公批覽詩稿後，私告我說，此種作品暫時不宜公開，將來可於所撰文稿中，漸次披露之，並囑余另草一短篇散文，「見報應景就好了」。乃遵囑改詩為文，並為臺北《聯合報》社長劉昌平兄取去，刊之報端，以應景隨喜，此詩稿遂未再用。其後張公為盛名所累，兩岸爭喧，而清靜無塵之治史環境，遂一去不復返矣。

歲月不居，哲人遽萎，昨承《明報月刊》諸執事，專電為少帥之喪組稿，及於下走，緬懷遺澤，感慨何如？事忙人老，無以為應，忽憶及破笈之中，尚餘有此舊詩稿，或可刊出，以為紀念。只是原為華封三祝之詞，而十年之後，竟化為匍匐一當之獻，空（左土右龍）懸劍，不勝其無常淒惻之情云耳！

一、生辰

將軍生於一九○一年，正八國聯軍侵華時也。

東省昔年尊二帥，南疆今日壽千觴，

生逢八國侵中國，長愛紅裝伴武裝。

二、少年時自況詩

後兩句為張氏二十八歲時，軍次保定所撰之自況聯，時曾傳誦海內。

爭誇總角有英名，驪句聯輝掩甲兵，

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

三、破吳佩孚軍於秦皇島

一九二四年二次直奉之戰時，破吳軍，盡俘其眾，吳泛海．僅以身免。

浮海驚逃上將舟，秦皇降卒不勝收，

貽書洛帥休惶愧，內戰從來兩下流。

四、青樓傳捷報

破直捷報傳誦青樓。

報捷千軍鼓角噪，捲簾十里笑聲喧，

紅裳翠袖爭傳語，主帥原來美少年。

五、焚卷

一九二五年郭松齡倒戈身滅後，得部將通敵函數十封，盡焚之未嘗啟閱也。三國官渡之戰時，曹操亦嘗有類似焚卷故事，故云。

俯看江水漫金山，潮落潮平指顧間，

撼樹蜉蝣終自滅，也曾焚卷笑阿瞞。

六、留書張發奎

與北伐軍戰於中原，班師時留書南將張發奎，期以抗日戰爭時，並肩作戰。

共識內爭無宿怨，同仇外侮有新盟，

留書來將須珍重，異日防樓是弟兄。

七、皇姑屯事變

老帥殉國於故西太后專車中，少帥繼統奉軍，乃與蔣總司令通款曲。

免煎箕豆好還鄉，太后車中痛國殤，

禦寇籌邊有季子，轉旋藩幕向中央。

八、倭使誘降

日本特使林權助阻將軍易幟極盡威脅利誘，張氏告以，「你忘記我是中國人」，林權助始辭窮。

東來倭使最喧嘩，幣厚辭甘百寵加，

面語輶軒忘一事，封疆原即是中華。

九、用「謁延平王祠」詩原韻

武緯文經志卻胡，朝為飛將暮稚儒，

換旗豈為尊民朔，確保遼東入版圖。

十、「九一八」事變

事變時，將軍自云對敵情判斷有誤，蓋以敵軍只在製造事件，借機挑釁也。二戰時麥克阿瑟將軍撤離菲島時，有「我將返來」之名言，瀋陽事變時，張也說過。

燕雲席捲走驚雷，錯把和戎作剪裁，

麥帥名言非第一，當年早說我將回。

十一、藍衣社最高推行者

將軍於一九三三年解甲遊歐，深歎德意兩國復興之速，歸國組織「四維社」，擁蔣公為領袖。

燕趙山河一柱撐，片言半日解簪纓，

歐遊真足增人智，願奉元戎作北辰。

十二、《懺悔錄》原委

世傳《懺悔錄》，原為張致蔣公私函也。「骨肉情親」，張挽蔣語。

骨肉情親世莫先，私忠大義兩熬煎，

萬言懺悔豈當悔，原為生民解倒懸。

十三、少帥《贈張嚴佛詩》

贈詩作於一九三六年，有「枕上淚難乾」之句，仿用之。

寇患妖氛去復回，神州廬舍半成灰，

不傷身難傷民難，枕淚難乾五十年。

十四、四小姐替代于夫人

趙四南來，捨命相陪。

北上三軍齊解甲，南來四妹最堪尊，

誓隨公瑾同生死，蜚短流長豈足論？

十五、皈依基督

最後一句為口頭禪。

晚歲欣和主意長，死生榮辱已相忘，

豈為康健求矍鑠？上帝來時作殿堂。

十六、于夫人主動離婚

遵基督教義一夫一妻制也。

為尊教義禮真神，未許娥英自在親，

最是賢良稱姐弟，平生稽首鳳夫人。

十七、知遇有感

第三句引張致蔣書，言與周恩來相識始末也。

卅年浮海感栖遲，初謁重局頗自疑，

豈有鴆人羊叔子，慚隨翰墨識相知。

十八、著史作傳

末句引少帥贈莫德惠詩「唯一願讀書」。

笑語燈前老少儒，豈因褒貶別親疏，

且編舊事成新史，唯一心情願著書。

十九、續編預約

再續蕪詩，原期十年後，在瀋陽舊帥府中也，鳴呼！

謬獻蕪辭說短長，平生知遇敢相忘，

奉天帥府重歡聚，再譜期頤二十章。

【編者注】原載《明報月刊》二○○一年十一月，有刪節。

附錄 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張學良口述錄音，唐德剛整理初稿

我的父親張作霖大元帥，是中國近代史上自孫文、袁世凱、黎元洪以後的二十餘位，有正統地位的國家元首之一。只是先大元帥卻以元首之尊而慘烈殉國。中外史家對他的事功與生活的記述原是汗牛充棟的。可是關於他早年的生活，則由於文獻無徵而傳聞異辭。目前坊間的出版品，因此也有很多記載，出諸臆測；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現在良已年近九十，很想乘賤軀硬朗、記憶猶新之時，略作澄清。庶幾當代史家有人證可憑。後世讀者也有信史可讀。謹先從我張家的源流說起。

張氏源流

我張氏這一支原本姓李，世居遜清直隸省（國民政府成立後改稱河北省）大城縣，歷代務農，後舉家遷往山東。清季道光年間（一八二○—一八五○）復自山東移居關外，落戶於奉天省（國民政府改稱遼寧省）的海城縣。先曾祖誕生後因姑丈張家缺嗣，被過繼以延張氏香火，乃改姓張氏。先曾祖因此也就是我們遼寧海城張氏的始祖了。

先祖諱有財，原配邵氏，只育一女。繼配王氏則生子三人。長名作泰，是我的大伯父，早夭。二伯父名作孚。我父名作霖字雨亭，行三。

我家既是來自直魯而定居關外的，先曾先祖一直都有著好武的傳統。這也是受區域環境和時代的影響，因為這三個區域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民風強悍的地方。居民為北方之強，重然諾、講俠氣，好武功而輕生死。前人所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它也是荊柯、聶政的故鄉。可見其好勇鬥狠的民風是自古而然的。斯民斯土，因而一到時亂年荒、王綱解紐，地方政府失去控制的年代，則強豪遍野、爭雄鬥力，就在所難免了。我家在清末道光年間移居關外時，也就正趕上這個時代。在內憂外患相激相蕩之中，東北既是我國的邊疆，最重要的當然還是外患了。現在且把清末的外患排排隊，查考一下我父祖輩的時代背景。

日俄交侵的時代背景

中國近代史上的外患應當是從「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開始的。這時候也正是我家遠祖從山東移民關外的時代。鴉片戰後不久，便引發了太平天國起義（一八五○—一八六四），實在也是「鴉片戰爭」這宗外禍的併發症。不過這兩次戰禍都發生在南方，與東北的治安關係不大。可是在「英法聯軍」（亦稱「第二次鴉片戰爭」，一八五八—一八六○）之役，情況就不一樣了。

英法聯軍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佔領了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避難，終於承德的「避暑山莊」。這場戰爭原是中國與英法兩國作戰的，可是當北京失守，舉國騷然的時候，沙俄卻乘機入侵。為時不過數月，俄軍便兵不血刃地把我整個東北佔領了，並且一占數年，拒不撤兵。

東北既被異族佔領，清朝的地方政府自亦隨之解體，然東北版圖遼闊，帝俄佔領軍畢竟有限。地方治安無法維持，境內乃強豪並起，一以抗俄，一以自衛，終則互爭雄長，彼此械鬥，奉天地方也就秩序大亂了——這可說是清季東北所遭受的第一次大災難。先祖有財公便出生於海城，成長於這個動亂的環境裏。

在俄人奪取了東海濱省逐漸撤離奉天之後，時已一蹶不振的滿清政府，始漸圖恢復主權。然俄軍雖撤、俄患未除。地方亂勢已成，政府統治力量也就十分薄弱了。我老帥雨亭公就是在這一時代背景中，於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生於海城。可是他年方弱冠，東北又因「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爆發而再次秩序大亂。斯時清軍一敗塗地，日軍入侵南滿，中國地方政府失去控制，以致遍地散兵流勇，闔閭騷然。

甲午瘡痍未復，義和拳運動又爆發於京畿而引起「八國聯軍」之入寇（一九○○—一九○一）；俄人再度乘虛入據東北，滿清地方政權三度解體，奉天頓成群雄割據之局。斯時先父已崛起畎畝，統率強豪百數十人據守一方，為群雄之一。一九○一年農曆四月十七日，正當舉國擾攘，先父槍在肩，刀出鞘，外抗強俄，內敵群雄之時，良適生於奉天省台安縣桑林子之詹窩鋪，為老帥之長子。斯時北京正為八國聯軍所佔領，慈禧、光緒兩宮西狩；喪權辱國之「辛丑和約」正待簽字之時。舉國哀嚎、生民塗炭。余適生於此時，幸與不幸，也真是一言難盡了。

良墮地不過四年，我東北故鄉，又罹浩劫。蓋「甲午」戰後，日人囊括朝鮮，虎視東北。日俄兩寇乃形成南北對峙之局。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終於爆發。兩強大軍數十萬，置我國家主權於不顧，鏖戰於我東北疆域之內，而我清政府竟腆顏宣佈「中立」。日俄兩軍血肉溺糊固無待言，而我無辜百姓，骨肉流離，屍填溝壑，尤百倍於日俄兩寇，真言之痛心。

就在這夷狄交侵、兵禍連結、王綱解紐、群雄紛起的國家和時代背景之中，我海城張氏父子終被捲入這一不尋常的歷史漩渦，由防寇自衛而爭雄里閭，而出長方面，而逐鹿中原，而主政中樞。雖然這一循序漸進的政治史實都是人為因素所促成，而冥冥中豈無若干歷史的規律範疇之哉？也是古人常說的：雖為人事，豈非天意耶？

聰慧而強悍的老帥童年

我父老帥幼年在群雄角逐之中的脫穎而出，雖只是他個人的故事，但是這也是一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的標準史例。在我國過去兩千年的史籍裏，這類故事真可說是「史不絕書」。且看從秦末的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韓信、彭越等「逐鹿中原」到歷朝開國的名君名將，直到清末湘淮二軍（如鮑超、劉銘傳）的崛起和民初各省的督軍省長的成長，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故事，幾乎都出於同一模式。但是在群雄競賽的過程之中，他們個人的機運、智慧、能力與性格，也是決定他們優勝劣敗的基本因素。

先大元帥早年的脫穎而出，也是受這些主觀和客觀的因素所支配的。在群雄競賽中，他是有其超人的智慧、不平凡的膽識和強悍的個性的。

老帥在孩提時代，據說就聰慧過人。我幼年便聽過一位父執姜大爺講過有關我父幼年的故事。先祖當年雖極其窮困，他還是把他的獨生子送入私塾，啟蒙讀書。據說我父於八九歲啟蒙讀書時，塾師擬教他「禍」「福」二字。但是塾師首先只寫個「禍」字，要他想想「禍字的反面是什麼」，父親那時只是個幼小的鄉下孩子，在教師的詢問之下，他竟能脫口而出，說「禍的反面是福字」。他這一回答，據姜大爺說，教師竟為之大驚失色。他想不到這麼小小的孩子，竟有這麼高的悟性，真是「異於群兒」——這只是老帥幼年聰穎故事之一。

在一般情況下，聰明而用功的孩子，多半都是循規蹈矩的「佳子弟」，不會爭雄鬥狠、鬧事打架的。可是我父卻是個例外。姜大爺還有另外一個故事。有一次，塾師在私塾門後發現了一根一端用生鐵包裹的齊眉夾棍。這種夾棍是村農械鬥時所用的武器。這種厲害的武器，怎麼會跑到他的課堂內來呢？教師不免要查問一下。不意他這個聰明的小學生竟坦承是他取來放在門後面的。教師看著這個八九歲的小傢伙，不免覺得奇怪了，因而問他，你把這根厲害的武器放在身邊，意欲何為呢？這小傢伙的回答是完全出乎教師意料之外的。他說，「我看你打學生打得很厲害，你要打我的話，我就用這夾棍打回去：：：」

好傢伙！教師不禁張目結舌。心想這個小東西，這樣小小的年紀，竟如此驃悍！

報父仇的青年殺人犯

我父親這種與生俱來的驃悍性格，事實也是當年我東北地區英雄好漢所共有的特性。前節已言之，直魯地區原多的是慷慨悲歌的粗線條人物。這種粗線條人物一旦移民邊疆，就更要加上邊疆開發者所特有的粗獷了。這種現象不特在中國的東北邊疆是這樣，當年美國開發中西部邊疆的「牧童」（Ｃｏｗｂｏｙ）們，亦復如此。今日吾人所看美國「西部片」電影中，邊疆牧童的粗線條形象，和當年中國東北草莽英雄的行為就頗有相似之處。

這種年輕的邊疆牧童，原即好勇鬥狠。再加上天高皇帝遠，夷狄橫行，官府崩潰的社會條件，他們就益發可以橫行無忌了。我老帥幼年便在這種環境之中，為報父仇而變成了殺人兇犯。原因是先祖有財公也是這樣的一位粗線條人物。一次他目睹鄉中無賴王某以賭博欺騙一少年。王索賭債，少年無以償，我爺勸王某「算了」。不意竟與王某發生毆鬥而受傷，後竟因傷致死。這時我父與二伯父都還是不足二十的弱冠青年。在父親冤死而投訴無門的情況之下，他二人就決定尋仇報復了。後來他二人在鄰人郝大爺處借了一頭毛驢，乃於黑夜騎驢持械直奔仇家，逾牆而入。本擬徑闖上房，刺殺王某，誰知驚動了住在前廂房的一位老嫗。她警覺大呼有賊，一屋皆覺。我父一時情急，未加思考，乃以手中所持的散彈槍，一槍將驚叫老嫗擊斃。二人見已闖下人命乃拔門而出，匆忙逃竄。我父躍上驢背，快驢加鞭，追者不及，乃被逃脫。二伯父則因逃避不及，為追者所捕獲。在那個殺人者死的年代，二伯父究非主犯，被送入官府，判了十年徒刑。我父則被列為在逃的殺人主凶，由官府畫影圖形，通緝追捕。在四處躲藏不得之時，適逢其時駐於營口田莊台的毅軍正在招兵。老帥乃匆忙逃往營口，報名當兵。既入軍旅，地方官府也就無法緝捕了——軍營原是當年通緝犯的最佳避難所。

投軍和退伍

我父投入毅軍是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這年正是中日「甲午戰爭」的尾聲，我軍新敗，地方秩序大亂之時。一旦投入軍旅，我父不但找到了一個安全的避難所，同時也找到了一個表現的機會，可以使他脫穎而出。原因是滿清時代的軍人多半都是粗魯無文的，尤其是士兵和下級軍官，大半都是文盲，而我父則是受過若干私塾教育的青年。再者當時軍中縱有少數能文之士，但是我國的傳統都是文武異途的。拿筆桿的人就不一定能拿槍桿，反之亦然。這樣就使我老帥有個表現的機會了。——他既能粗弄文墨，更精於騎射而驃悍善戰。一旦投入抗日行列，自然就如魚得水。加以他幼年又曾學過獸醫，會醫馬相馬。當年東北亦如當時美國的中西部是土地肥沃而地曠人稀的。馳騁原野的英雄豪傑們是不可以無馬的。老帥既能醫馬相馬，他在軍營之中和草莽之上的尤其是馬販子這一類人物的交遊圈，也就不斷地擴大了。一次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的愛馬有病，經我父治癒，將軍大喜，乃酬以巨金，我父不受，只請示將在獄兄長減刑釋放。依將軍允其請，我二伯才恢復了自由。

老帥初投清軍宋慶部的「毅軍」，原在該軍馬隊管帶趙得勝部下作親兵（衛士），但是他錐處囊中，很快地便被摧升為哨兵（排長），旋又被調升為營務處戈什（軍需）。這時甲午戰爭已停戰。毅軍奉調入關，老帥因不願隨軍遠離，乃退伍還鄉，另圖發展。這時奉天全省正是大兵之後，全境騷然。遺槍遍野，強豪四起；彼此割據自雄，互不相讓。官府既然管束不了，則面積大於西歐的我東北邊陲，白山黑水之間的茫茫原野，深山大澤，就成為他們這批草莽英雄的天下了。

嘯聚豪強、稱霸一方

前節已言之，這種王綱解紐、草澤並起，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現象，原是我國歷史上，朝代更迭的基本模式。它也是中國文學上，如「三國」、「水滸」、「說唐」、「說岳」等小說書上所描寫的英雄的原始形象。可是天下大亂之時，上千上萬的草莽英雄，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就不免龍蛇混雜、良莠不齊了。其下焉者，就落草剪徑、殺人越貨、恣意焚掠、為害鄉里。其上乘者，則嘯聚豪強，組織團練，稱霸一方，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綏靖農村，除暴安良，作為地方上一種非官方的安定力量。一般黎民百姓，只要繳納些變相的稅捐（奉天當時所稱保護費或保險費），則合家的生命財產，在那種毫無保障的局面之下，卻可賴以確保！我父老帥當年身在草莽之時，所幹的便是這個第二類——他是當時遼西一帶一個有名的「保衛團」或「保險隊」的頭目。當地老百姓還流傳很多有關他如何保護所屬地區人民生命財產的神話般的故事呢。老帥在當年無數的草莽英雄之中，究竟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槃槃大材。一般小盜竊案的落草剪徑、殺人越貨，他還不屑為之呢。所以竊國則誠有之，竊鉤則未必有也。

但是不論為善或作惡，這類保衛團的組織，究竟於法無據，被政府目為非法，為人民視為草莽。可是他們都有人有槍，爭地盤、爭群眾，械鬥無已時。這難免就被人視為「匪類」了。因此終老帥之世，他的出身在文人筆下就變成「草莽英雄」、「綠林豪傑」，甚或「馬賊」、「鬍匪」等頭銜也都一時俱來。老帥畢竟是位英雄人物，為人坦率而豁達。英雄不論出身低，他對這些形容之辭，不但向不自辯，甚或笑而納之，有時且自嘲為綠林大學畢業呢！

老帥和他早年的夥伴們

可是話說回頭，在那種草莽英雄的團體裏，要想出人頭地，可不簡單。第一這些草莽人物，個個都是不守繩墨、粗獷大膽、武藝高強、騎射皆精、性不畏死而脾氣暴躁的好漢。就以他們的一般槍法來說罷。他們平時都是槍不離肩的，其射擊則向不瞄準而往往一舉手也能百發百中。有時槍在肩上而變起瞬息，他們可以把肩上武器一甩而下，帶未離肩、槍已在手、彈已發出，而對方則已應聲倒地。他們玩弄手槍，有時則有驚人的表演。他們能左手把銀元拋向天空，而右手發槍，把飛在空中的銀元擊碎！他們的馬術也是動人心弦的。在近代火車汽車尚未發明之前，馬原是世界上人類可以利用的，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因此在當年東北的原野之上，大豆高梁的青紗幛裏，這些馬上英雄，進攻退竄，日行數百里，真是來去飆忽。這樣不特使進剿他們的滿清軍警無法捉摸，縱是日俄兩寇的現代化大軍亦畏之如虎。當年駐在東北的日軍即有句口語說：「十個清軍，敵不了一個日軍；十個日軍，敵不了一個「鬍子」。可見「鬍子」縱在驕橫的日軍眼中，也是萬般驃悍的。但是「鬍子」也有他們的短處。他們強悍而任性，個人英雄的色彩十分濃厚。要把他們組織成軍，從而駕馭之，指揮之，真是談何容易？而我老帥最後終能糾合群雄，一匡天下，駕馭之、指揮之，使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奉軍」和後來「東北軍」最初的骨幹，亦可想見其難能可貴了。

約而言之，我老帥之所以能夠統率若輩組成勁旅的道理，莫非是他們所具備的本領，老帥全有之；而老帥所具備的領導才能和機運德性，則為他們所無，所以才能折服眾心，領袖群倫，終於巍然獨尊。

在性格的某些方面，我老帥原也是一位「媽拉巴」不離口的粗線條英雄好漢。騎射皆精，槍法尤其出眾。他那右肩高、左肩低的體形，便是他少年時代槍不離肩的習慣所造成的。而他射擊的快速準確，也是他壓服群雄的第一項本領。在一次與鄰近團練頭目杜天義為爭奪地盤而發生決鬥時，老帥便以快捷槍法把杜氏擊斃，自己只略受輕傷；終以恩威兼施而兼併了杜家人馬。在此役先後，他也曾擊殺一回族團練首領項昭子；並制服了威震一方的海沙子而代統兩團徒眾。後來在老帥部屬中赫赫有名的湯玉麟將軍，當時便是海沙子的部屬，有人槍四十餘條。

老帥除以武力服人之外，他也是一位才德兩兼的政治領袖。我父的體格和容貌，並不是如一般人想像中的關東「鬍子」，彪形大漢、威武森嚴。相反的，他只是中等身材，而皮膚白皙，舉止文雅。說話聲音也並不太高。因此他的遠道訪客，驟見之下，聞名久，識面初，無不同感驚奇。如孫中山的代表孫科，和段祺瑞的代表曹汝霖，初見我父時，都覺得他北人南相，儼然是一位恂恂儒者。哪裏是什麼「綠林豪傑」和「紅鬍子大盜」呢？而他的案犢如流的行政才能，和簡樸逾恒的私人生活，再再都使他們嘆服不盡。（德剛按：孫曹二人對張的評語，可參見二人的回憶錄。）

至於老帥自己的部屬對他的觀察，則覺得他是一位明察秋毫、有威有恩，而賞罰分明的長官；同時他也是他們大家庭中有慈有愛的大家長。大家對他也是矢勤矢勇、亦忠亦貞而生死不渝。

我老帥就是這樣威恩並施，逐漸統一了附近諸侯而威震遼西。一時英雄好漢，相率來歸，不用說當時虎踞一方的什麼「四霸天」、「南霸天」、「北霸天」（馮庸先生的父親那時也是諸「霸天」之一），逐漸銷聲匿跡；縱是一批比我父資格更老的「團總」如馮麟閣、張景惠等也都樂意降格相隨，甘為老帥部屬。再加上老帥初出山便結為弟兄的張作相一夥，這一小核心力量也就不可輕侮了。雖然他們合在一起的人槍尚不足二百，但是外抗強寇、內併群雄，戰鬥經驗可說已十分豐富。加以各路英雄，望風歸順，潛勢力是不可估計的。他們因此也就引起官方矚目，為後來巡防營的逾格招安，奠立了基礎。

我國古史上三國鼎立之初，曹孟德在削平華北群雄之後，曾說過：「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在清末東北也頗可引用。我老帥當年如不把這些割據的團練統一了，正不知還有多少南霸天、北霸天來繼續魚肉鄉民呢？把他們統一了，對安定桑梓也不無貢獻罷。就在我父事業初奠，捷報頻傳之時，我適呱呱墮地。公私雙喜同來，老帥乃把我取個乳名叫「雙喜」。

【編者注】此文係據唐德剛先生未刊之手稿謄出。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

一九○一年六月三日，張學良出生。一九一一年四月，生母趙氏病逝。一九一六年春，與于鳳至結婚。

一九一九年三月，張學良入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學習。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

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十月廿二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二日，郭松齡反奉，十二月廿四日，郭松齡兵敗被殺。

一九二六年六月，張學良率部進攻馮玉祥國民軍。南口軍紀案約發生在此時。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張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國軍政府。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皇姑屯事件發生。十二月廿九日，張學良宣佈東三省及熱河省易幟。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張學良處決楊宇霆。七月，「中東路事件」爆發。

一九三○年四月，中原大戰爆發。九月十八日，張學良發表「巧電」，武裝調停，反蔣聯軍失敗。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奉命不抵抗。瀋陽一夜間失守。

一九三三年二月廿一日，熱河抗戰爆發。三月十一日，張學良通電下野。四月十一日，由上海攜家眷乘船出國考察。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張學良由歐洲考察返回上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發生中央黨部事件，汪精衛被刺。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爆發。十二月廿五日，張學良送蔣介石離西安。此後失去自由，開始幽禁生涯。

一九四六年底，張學良被轉移至臺灣新竹。

一九五五年，張學良皈依基督教。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張學良在臺北與趙一萩正式舉行婚禮。

一九七五年四月，蔣介石逝世。

一九九○年六月一日，臺灣各界人士為張學良重獲自由並九十壽辰舉行隆重慶祝。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張學良攜夫人赴美國探親訪友。六月初，返回臺北。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張學良與夫人前往美國探親。

一九九四年四月，張學良夫婦定居夏威夷。

二○○○年六月廿二日，趙一萩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張學良逝世，享年一○一歲。

Table of Contents

出版說明

張學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代序）

第一章 身世：大帥起自草莽

第二章 年少時：將門父子情

第三章 女人們：生平無缺憾，唯一好女人

第四章 內戰和將領們

第五章 不做東北皇帝

第六章 「九一八」與西安事變

第七章 餘生：英雄坐老

外編 唐德剛論張學良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花花公子．政治家．軍事家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敬悼張學良將軍「舊」詩一束

附錄 先大元帥的早年生活和事功

本書所述大事年表